中國中央銀行本著中國把自己的經濟發展好，本身就是對國際經濟最大的支援，就是對世界經濟和金融穩定貢獻的原則，應對金融危機以講究實效為第一原則，近期所採取的“固定匯率制+貨幣互換”不啻為最優貨幣政策選擇。
在2000年5月于泰國清邁舉行的10+3財長會議上，各方一致通過了關於建立貨幣互換協議網路的《清邁倡議》。決定擴大東盟原有貨幣互換網路的資金規模，並號召東盟國家及中、日、韓在自願的基礎上，根據共同達成的基本原則建立雙邊貨幣互換協議，以便在一國發生外匯流動性短缺或出現國際收支問題時，由其他成員集體提供應急外匯資金，以穩定地區金融市場。中國人民銀行在《清邁倡議》框架下先後與6國的中央銀行簽署了雙邊貨幣互換協議。
如果說9年前中國人民銀行簽署《清邁倡議》的重要目的是維護地區金融穩定，今天貨幣互換機制再次啟動其意義就更為豐富。自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已先後與韓國、中國香港、馬來西亞、白俄羅斯、印尼和阿根廷簽署類似協議，互換總規模為6500億元人民幣。此外，還有多家外國央行向中國表達簽署貨幣互換協議的意願。
在金融危機面前，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有利於財政政策作用發揮。當前人民銀行必須採取靈活的貨幣政策，其中包括要把人民幣的匯率水準固定住。貨幣互換機制中的技術核心就在於，在期初和期末要按照固定匯率交換本金。從中國中央銀行的政策本意而言，人民幣匯率的劇烈浮動極大影響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作用的有效發揮。一般而言，在固定匯率下，貨幣政策只能是影響國際儲備等資產變化，對穩定宏觀經濟的能力削弱。但是，在固定匯率下的財政政策可以用來刺激經濟增長，而且，它比在浮動匯率制下更加有效。
不過，保持固定匯率（有管理的浮動匯率）的另外一方面，對央行也是最為困難的，就是如何排除干擾，確保人民幣不貶值。首先，因為國際金融危機造成美元流動性缺乏，勢必會造成中國境內美元資本流失，對人民幣貶值形成壓力。然而，從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來看，資產一項從去年9月的9000億美元迅速膨脹到12月的約2.3萬億美元，短短3個月增加了一倍多；在美聯儲3月19日宣佈“開動印鈔機”購買國債後，3月23日美國財政部又宣佈將收購總規模達萬億的金融機構“有毒資產”。顯然，“從印鈔機出來的錢”將很快修補陷於困境中的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使得金融危機很快在賬面上宣告結束。說明美元貨幣也在大幅度擴張，美國境內流動性短缺局面得到改善。而作為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貨幣投機的始作俑者的對衝基金，有三分之二已在這場金融危機中倒閉，由於市場惡化，對衝基金的資金來源萎縮，原本投資對衝基金的金融機構、共同基金由於自身遭受損失，減少了向對衝基金的投資。基於以上兩個因素，貨幣危機的形成條件都不具備。加之中國有1.95萬億殷實的外匯儲備，絕不會出現資本抽逃的恐慌性貶值。
其次，如何消除因財政赤字而導致對人民幣貶值的隱憂。為了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今年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將擴增至9500億元，將通過相應增加國債發行規模彌補缺口，市場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在浮動匯率制下，中央銀行購買本國資產就會引發本幣超額供給，這將立即迫使本幣利率下降和本幣貶值。事實上在中國，中央銀行基礎貨幣的擴張主要是外匯佔款投放數量，短期流動性調節主要依靠通過公開市場買賣央行票據業務來完成。各種債券主要通過銀行間債券市場進行發行和交易。央行對政府的債權基本上是2007年發行的1.55萬億的特別國債，但國債不是我國央行操作的主要工具。另外，截至今年2月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餘額為49.81萬億元，因此不會出現財政赤字被貨幣化問題。
其三，由於國外需求放慢，為了刺激出口，擔心人民幣匯率政策具有貶值的趨向。從理論上講，政府會傾向於選擇貶值作為擴張總需求的途徑。但是，鋻於中國政府已確定並通過擴張性財政措施，以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宏觀調控政策主基調，所以應該排除政府有主動貶值的意願。而且，自由浮動的最大弊端是價格的不確定性，匯率風險仍然很大。在出現經濟和金融危機時，自由浮動極有可能導致以鄰為壑的競爭性貨幣貶值。如果讓人民幣貶值，可能會遭到亞洲鄰國的指責並引發競爭性貶值，同時引發中國與主要夥伴的貿易摩擦，招來報復性措施。中國領導人在倫敦金融峰會上明確承諾，不會因為在開放過程遇到外部環境的短暫波動而改變對外開放的戰略，不會因為經濟發展遭遇的暫時困難而採取保護主義。
通過貨幣互換機制，央行可以大大消除匯率風險，從而促進國際貿易和投資，這將進一步促使各國經濟增長。同時，匯率穩定消除了因地區內投機性資本流動而產生的儲備需求，從而節約了外匯儲備。現在，強化多種貨幣儲備制度，弱化美元霸主地位，建立主要儲備貨幣穩定的匯率體系已成為客觀上的必然要求。由於中國外貿量大，且與東盟國家的出口產品重合較多，因此亞洲國家不僅盯住美元，還得盯住人民幣。這樣，只要人民幣保持穩定，其他貨幣就不會出現大幅度變化。（陳學軍 作者係中國人民銀行鄭州培訓學院專職研究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