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世界金融新秩序的可能性
讓我們來看看建立有監管的世界金融新秩序的可能，這還是要從貨幣說起。信用貨幣是由各國政府用信用來擔保的貨幣，其前提是政府要保證貨幣的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這樣就有穩定的幣值，就不會出現通脹。但是在新全球化時代，發達國家的產業開始大規模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導致發達國家的物質產業自給能力大幅度降低，必須從發展中國家大量進口。發達國家在物質產業轉移後，開始轉入到大規模金融商品生產，尤其是利用衍生金融工具使金融商品的生產規模變得無限巨大，世界資本的主體也由此從物質產品的生產，位移到虛擬經濟領域。到目前，世界每年的貨幣交易額高達700∼800萬億美元，其中與商品生產和流通有關的部分只佔1%，世界每年的金融商品交易額超過2000萬億美元，世界GDP卻只有50萬億美元，與商品生產和流通相關的金融活動僅佔2.5%。中國等擁有巨大貿易順差的國家用出口所獲得的貨幣購買了金融商品後，發達國家就可以用所得到的貨幣來支付進口，從而形成了在虛擬資本主義時代的資本新生態。
資本的基本屬性就是不勞而獲與貪婪，在傳統的物質生產過程中，產業資本的利潤率一般都在10%以下。而發達國家可以從國際產業轉移中與衍生金融商品發展中賺到高達幾十倍的利潤，他們會願意走回傳統的發展物質產品生產的老路上去嗎？所以，讓發達國家加強金融監管，限制金融商品的製造能力，無異於讓他們自殺。
在新全球化時代，發達國家就是想退回原有的物質資本主義形態也退不回去。只要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要素價格顯著低於發達國家的現狀沒有根本改變，發達國家的物質產業競爭力就不可能恢復，這也決定了發達國家只有朝著更加經濟虛擬化的道路上繼續前行。由於加強金融監管不符合佔據資本主導地位的虛擬資本的利益，就註定了所有有關加強監管的言論與條約，最終都會淪為空談。
另外，新全球化之所以能如此在以前十多年以摧枯拉朽的氣勢展開，是因為在很大程度上同時滿足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而不是像以往兩次全球化那樣，僅僅對發達國家有利。是因為在虛擬資本主義時代所出現的金融創新，及其所創造出的金融繁榮，能夠在世界範圍內消滅產品剩餘，從而給過剩形態的傳統資本主義找到了一個消除過剩的新出口，建立了一個在全球範圍內總供給與總需求的新平衡機制，更加有利於世界經濟增長。
二、戰爭是阻止美國經濟落向深淵的剎車器
2007年次債危機爆發以來直到目前，導致爆發這場危機的根源仍然沒有消除的跡象。這個根源就在於，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至今仍沒有找到解決有毒資產的有效辦法，所以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就始終擺脫不了緊縮過程。
關於危機根源無法消除的原因，我有一個猜測，就是美國的金融機構很可能像上次日本金融危機中那樣，是用資本金購買了大量有毒資產。按照巴賽爾銀行協定，金融機構資本金佔全部資產的比率應為8%，資本金增加，金融機構的資產規模就可以擴大，反之則必須縮減。這8%的資本金可分為兩部分，一半是現金不能動，另一半則可以購買金融資產。當金融市場發生崩潰的時候，為了保持8%的資本金比率，就必須去杠桿化，而由於金融市場在危機爆發後已經接近停擺，用資本金購買的有毒資產就無法進行處理，因此如果在這個時候把這些金融機構的蓋子都揭開，恐怕絕大多數金融機構都會因為核心資產嚴重虧損而必須破產清算。最終美國金融機構會虧多少錢其實也可以大體算出來，就是新世紀以來美國累積的大約6萬億美元左右的貿易赤字。本來5、6萬億美元的虧損數字並不是讓美國人扛不動的數字，問題就在於美國金融市場的這個蓋子由於上面的原因無法揭開，只能讓美國金融機構在合約清算的時候，以破產的方式進行“死亡曝光”。
要想避免這個前景，一個辦法是向世界各國借錢來填美國金融機構的窟窿，但是看來是辦不到，因為自去年以來除了中國，歐洲與日本都在減持美國國債，而中國購買的美國國債自今年初以來也在減少。所以美國最終的解決辦法就是由聯儲發貨幣，把美國政府的國債和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都買下來。但濫發美元的後果必然是美元地位不保，會造成嚴重的美元貶值，最終仍會導致美元與美元資產價格的崩潰。
要想避免因濫發貨幣而引起美元崩潰這個前景，從經濟角度看，唯一的出路就是美國能成功說服乃至迫使世界其他主要國家也增發貨幣，特別是要求在經濟與貨幣實力方面最接近美國的歐元區國家也增發貨幣，唯此才能保住美元的幣值相對世界主要貨幣的穩定，這就是美國在G20會議前要求把加大刺激規模作為會議主題的原因。
但是從結果看，美國借G20會議逼歐洲放鬆銀根的打算也落空了，因為峰會所達成的協議，主題不是加大刺激力度，而是加強金融監管和改變IMF的結構。所以，G20峰會的勝利，不是美國的勝利，而是歐洲人的勝利。
老歐洲逼美國妥協，並不是歐洲人真想要建立什麼世界新秩序，因為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在朝著經濟不斷虛擬化的道路走，只是前進的速度有所不同。因此歐洲國家如果不能像美國那樣擁有貨幣霸權，就不能走上像美國那樣，用大量金融商品與發展中國家交換實物商品的生存道路，在法國和歐洲由於產業外移所引起的居民消費水準下降，以及所引發的社會動亂也無法止歇。所以，歐洲人的真實打算，是要借美國危機深陷而從美國人手中奪取貨幣霸權。
從金融市場規模看，歐洲與美國不相上下，是除美國以外世界另一個巨大資產池，因此一直以來，國際資本主要是在美歐金融市場之間流動，如果美國金融市場發生崩潰，國際資本的主要流向也只能是歐洲，這就為美元霸權地位因金融危機而嚴重削弱的時候被歐元取而代之，準備了條件。
但是，美國會甘願讓貨幣霸權易手嗎？美國的軍費開支佔全球的40%，航母數量比除美國以外世界排在前20位的軍事強國總數還要多，而世界金融霸權從來就不僅僅只是一個經濟概念。
所以，戰爭手段就成為美國阻止美國經濟與金融市場滑向深淵的惟一剎車器，因為美國一旦用戰爭手段改變了歐洲的安全局勢，這個在美國以外最大資產池中蓄積的國際資本就會向美國流動，美元就會得到強勁支援。這也不是第一次，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就都是在歐元與歐洲經濟開始展現出強勢的時候爆發的，而一旦戰爭爆發，歐元的強勢就結束了。2007年美國次債危機爆發以來，在去年7月由於美國銀行和AIG危機引起歐元暴漲到對美元1.6的水準，就爆發了格俄衝突及俄羅斯艦隊與北約艦隊在黑海的對峙，歐元對美元由此又下跌到1.3的水準。
由於美國在虛擬資本主義時代金融經濟已成為主導，實體經濟則被逐漸掏空，美國要想在與歐盟的對抗中佔上風，就必須拉住東亞地區特別是中國的物質生產能力為其所用，因此冷戰結束以後美國的全球新戰略是“擾亂歐洲、穩定亞洲”，今後必定會轉變為“拉住亞洲、打擊歐洲”，使東亞國家特別是中國，成為美國的盟國。這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沒有基本上完成，美國與歐盟進行全面對抗的準備就不會完成。
三、抓住有利時機拉動經濟高速增長
美國在經濟虛擬化的過程中，與中國形成了新的共生關係，產業轉移指向是東亞地區和中國，貿易逆差指向也是朝向東亞，但西歐有東歐，由於東歐的每人平均收入水準只是西歐的20∼40%，地理上又連在一起，所以產業轉移與貿易逆差的指向就主要會是東歐地區，因此東西歐關係就類似于中美關係，西歐經濟的虛擬化就將主要有利於東歐，這從近年來西歐向東歐地區的大規模直接投資中已經可以看出來。
所以，如果用所謂的世界“新秩序”來代表歐元的強勢，用“舊秩序”來代表美元的強勢，就不難看出中國的國家利益是歸屬於新秩序還是舊秩序更為有利。換句話說，中國打倒了美元，對中國並不見得是一件好事，美元雖然是泡沫，中國手中拿了很多，但是中國對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東亞地區有著巨大的貿易逆差，也用這些“泡沫化美元”換取了大量自身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物質資源，所以只要美元不倒，就對中國有利。
雖然國際與東亞地區的格局正在變得對中國更有利，但啟動中國內需來保持住中國的經濟增長，才是所有問題的關鍵。因為對世界來說，中國只有保持住了經濟增長的步伐，才能不斷改變與主要發達國家的實力對比，對東亞來說，只有中國的內需擴大，才能吸納他們的出口，拉動東亞的增長。由於中國的工業化與城市化過程嚴重不同步，這種結構扭曲形成了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塊巨大的被壓抑的需求，就是城市化所能產生的需求，其規模大到二、三百萬億元，因此足可以拉動中國經濟在長期內的高速增長，也可以成為吸納東亞地區出口的巨大海綿。（王建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常務副秘書長）
王建
王建，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現任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常務副秘書長。1954年11月28日出生於北京。1982年畢業于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同年到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工作。1986年任副研究員，1992年任研究員，1993年被國務院授予“國家級有特殊貢獻的專家”稱號。1993年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1995年任國家計委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常務副秘書長。曾任第六、第七屆全國青聯委員，獲“中國首屆經濟改革人才獎”，並被評選為“1988中國十大傑出青年”。多次參與起草黨中央、國務院的重要文件，多次在國家計委和國務院各部委獲一、二、三等科技進步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