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國的貨幣政策規則會發生三個明顯的變化，並將對市場產生持續的影響：其一是參考“G D P+C PI”實施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動態調節貨幣與信貸，社會融資總量則成為一個監測指標，不太可能成為政策標的；其二是利率工具參考“負利率水準”進行調節，央行掌握的自由度與空間可能有所擴大；其三是人民幣有效匯率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不再過分強調對單一貨幣的雙邊匯率。

　　其中，第三個變化，即人民幣有效匯率調節從主要“盯住”美元到“參考”一籃子貨幣，將對人民幣匯率產生直接、深遠影響。考慮到管理輸入型通脹、主要貨幣匯率變動情況等因素，人民幣今年升值幅度可能達5%，超過上年。而升值時點的選擇，同樣值得仔細推敲。

　　2010年6月19日央行決定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其重要經濟背景，是2010年隨著中國經濟在危機衝擊下強勁復蘇，出口呈現恢復性增長，央行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實現匯率正常化、退出階段性的美元盯住政策的條件已經具備。同時，考慮到美元走弱的態勢，以及中國對外經貿往來日益多元化的格局，逐步降低對美元的過度依賴，創造條件逐步轉向參考一籃子貨幣，成為一個現實的考慮和選擇。

　　從匯率制度的特徵看，盯住與參考是兩種不同的匯率規則，盯住與固定匯率相聯繫，而參考與彈性匯率相聯繫，100%的參考即為盯住。通常一國匯率可選擇以黃金、單一或一籃子貨幣、一籃子商品、通貨膨脹率作為匯率規則的“參照係”，而不同的匯率形成規則相應界定了政策目標與政策工具的選擇。從這個角度上講，人民幣從主要關注美元匯率，到參考一籃子貨幣的轉變是不同匯率規則之間的轉換，均衡匯率的概念被弱化，匯率規則的概念則被強化，作為一種規則的變化，這是值得關注的一個可能轉換。而這種轉換，使今年成為人民幣可能以更快速度升值的時間窗口。

　　從時點選擇上看，考慮到2011年一季度出口將持續呈現恢復性增長態勢、地方政府換屆所產生的投資衝動加大了抑制總需求、控制通脹的難度，國際原油和糧食價格明顯大漲強化了輸入型通脹風險。在這樣一個宏觀環境下，選擇人民幣有效匯率的升值是較為合理的。而從操作的靈活性上講，時點的選擇應當考慮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特別是歐元的短期走勢，如果在某一時間段，美元對歐元明顯升值，此時選擇人民幣有效匯率的主動升值不僅可以穩定匯率預期，也可以避免今後更大的被動升值壓力。

　　從幅度的選擇上看，基於當前抑制總需求、管理通脹的較大壓力，那麼升值幅度應當會高於2010年，而且從全年來看，上半年的升值壓力大於下半年。因此，不能排除上半年以較大幅度升值，下半年回調的可能，整體上使全年的升值幅度保持在合適水準。從具體的升值幅度上講，參照歷史平均值，預計5%的幅度可能較為合適；從升值的方式上講，即可以參照貨幣權重同步升值，也可有升有貶。前一種方式的優點是人民幣對單一貨幣的波動幅度可以維持在較低水準，但在後一種模式下，為避免人民幣對單一貨幣的波動幅度過大，則可通過對外匯市場的適當干預進行調節，但其優點是由於不存在對單一貨幣的單邊升值預期，可以有效減少熱錢流入的衝擊。

　　當然，對於人民幣有效匯率加快升值，也並非沒有擔憂的聲音。其中，出口部門的利潤和就業承受能力，就具有相當的決策影響權重。有觀點認為，人民幣升值被強調為一個利益平衡問題，人民幣升值會影響出口和就業，甚至影響社會穩定。

　　然而，匯率升值對出口部門的影響，遠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大。多數實證研究表明，人民幣升值的傳遞效應約在50%，即如果人民幣升值10%，那麼出口商和國外消費者會各自承擔5%的升值成本；而類似研究同樣證實，出口價格的貿易彈性系數約在-0.6左右。結合這樣兩個系數，如果人民幣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實際有效匯率升值5%至6%，那麼，假定企業不主動進行任何應對和提高效率的舉措，那麼，充其量最終會使出口利潤下降1.5%至1.8%，影響相當有限。

　　另外，從中國的出口結構看，加工貿易佔比50%左右。人民幣升值在提高出口價格的同時，也降低了進口原材料的成本，這一部分貿易對匯率升值的敏感度較低。更為重要的是，出口部門結構升級、降低成本、提高生產效率的種種努力，已成為有效抵消人民幣升值負面衝擊的最佳途徑。

　　歷史數據則表明，人民幣升值沒有阻礙中國的出口。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人民幣匯率升值期間，也是中國出口增速最快的一段時間，年均增速超過23%，是公認的出口增長的黃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