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大宗商品市場走勢低迷以及國家積極的宏觀調控努力下，2月份中國CPI大幅回落至3.2%，為2010年6月以來的最低。然而，央行一季度儲戶問卷調查報告卻顯示，儘管通脹有所回落，仍有62.9%的城鎮居民認為物價偏高，難以承受。如何看待通脹形勢，如何管理通脹預期，如何治理通脹根源仍是政府長期面臨的艱巨任務。
未來，中國控通脹絕對不能盲目樂觀，當需求型、貨幣型以及輸入型通脹消退的時候，要素等成本推動型價格上漲正在成為中國新的通脹壓力。
從某種程度而言，中國當前價格總水準的上漲應該是對長期以來要素價格失衡的一種回補。從全球範圍看，當代發達國家進入了長期的後工業化進程，而發展中國家由於工業基礎相對落後，只能與發達國家展開垂直分工，即主要以原材料和初級加工產品與發達國家的深加工產品交換，這就形成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高低相差懸殊的兩種價格體系。
長期以來，我國由於具有較為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供給，企業得以克服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內外市場上獲得優勢。此外，由於處在低要素價格狀態，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環保成本、低資金成本，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國以低價的“中國製造”出口全球，並通過貿易順差回流境內的格局。而這也形成了中國補貼全球生產成本，補貼美國消費者福利，補貼全球化紅利的失衡格局。
而今，中國低勞動力、低要素價格的情況將發生重大改變。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主要描述了發展中國家在“起飛”階段的發展形態，表現為傳統部門為現代部門提供“不變制度工資”和“無限供給”的充裕勞動力。但這種狀況將隨著經濟發展而發生變化，亦即出現“轉折”。根據劉易斯的觀點，現代部門擴張之初的一段時間裏工資將保持不變，之後經濟發展進程將面臨第一次轉折，工資水準從不變制度工資開始上升。
當前，中國正逐步走出第一階段，這預示著資本的原始積累初步完成，勞動力的低工資時代即將結束，勞動報酬將加速上升，這意味著現代工業部門已經不能再用“不變工資制”來吸收“無限供給”的勞動力，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動下逐步回補，這樣工業部門的利潤有可能越變越薄，更多的資金從實體經濟出走，尤其在流動性的推動下，資本品價格將以更快的速度上漲。而另一方面，技術進步較慢、低端勞動密集程度較高的農業部門將出現劇烈的價格上漲。農產品和一些非貿易部門價格的快速上漲，系統性地推高了整體的CPI中軸水準，因此，中國當前的通脹不僅僅是輸入型或是流動性驅動型的，而是要素供給趕不上貨幣需求的結構失衡型通脹。
這就引出更大的問題：既然某種程度上要素成本的提高是當前通脹的重要推手，那未來一系列要素價格改革、收入分配等體制機制性的改革還要不要推進，會不會因為恐懼通脹又把該做的事擱置了，中國如何在管理好通脹與推進中國經濟的重大改革之間進行有效的平衡？
事實上，與需求拉動型的通脹相比，成本推動型的通脹一般情況下影響會相對溫和，但它將是長期的、全面的和複雜的。成本推動型通脹會使做實體經濟的企業感受得更真切，如果成本大幅提高，但銷售價格卻不能有效提高，那麼在雙向擠壓下，很多實體企業的利潤就會迅速變薄，甚至可能陷入所謂的“三明治陷阱”。
未來中國將進入全面的要素價格重估階段，管理通脹之間的長期取向應該是：實現由“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轉變，通過“供給管理”加強經濟社會中的薄弱環節，也就增加了宏觀經濟中的有效供給。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制度改進，通過技術創新、人力資本積累以及勞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來化解要素成本上升帶來的通脹壓力。同時，包括利率市場化、打破價格壟斷定價、改變國民財富分配在內的一系列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改革一定要堅定地推進。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使價格信號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扭轉利益分配失衡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