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經濟面臨重要轉型關口，溫州金融創新是倒逼之下的改革舉措，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否則，國人曾經引以為豪的溫州模式，將只存在於一代人的記憶之中。但目前轟轟烈烈進行的溫州金融創新，可能走偏。
筆者擔心的第一個問題，溫州是否喪失了三十年前在一張白紙上的改革勇氣，轉而相信強權，墨守成規。
一個案例可以證明既得利益集團的可怕。4月初，泰順縣立人集團資產處置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連續發文，宣佈溫州立人集團資產處置10日啟動，並嚴格規定黨員幹部不得“抽身”。4月7日，立人處置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發佈第9號公告稱，泰順縣紀委和縣委組織部已聯合印發相關文件，要求去年10月31日立人集團宣佈停止支付所有借款本金及利息前後，若有黨員幹部提取不合規定資金，“必須一律自行退還”。雖然地方官員進行了澄清，但是集資時“讓領導先進”，出現風險時“讓領導先退”的疑雲卻揮之不去。
溫州官本位文化有抬頭趨勢。小貸公司向村鎮銀行升級，有多少小微企業由此獲利這一根本問題被擱置一旁，改進不合理的小貸公司制度棄置不論，爭取通過數家小貸公司通過審批反而成為重要議題。如此小家子氣的爭取優惠政策，哪是關鍵時刻根本性的金融制度改進，哪是勇氣與智慧的象徵，更像挾中小企業之困，向上級政府“撒嬌”。
筆者擔心的第二個問題是，溫州企業發展後勁不足，使資金不願意進入。
銀行貸款逐低風險之利，而創投逐高風險的未來前景之利，企業既無前景又無成熟的經營模式，必然成為資金荒漠，這是資金擁有者的理性選擇。
《21世紀經濟報道》披露，溫州本地企業不受溫州本地創投的追捧，而溫州本地創投偏好外地項目股權投資。據記者不完全統計，自2009年以來，先後有金龍機電、正泰電器、森馬服飾、溫州宏豐4家註冊地在溫州企業登入A股市場。但是這4家已上市的企業中，均沒有溫州本地創投的身影。上海一位PE人士表示，“溫州本地資源匱乏以及產業面臨‘空心化’，其他地方受國家鼓勵新興行業要比溫州當地低附加值的傳統製造業、紡織業更受PE的關注。”對此，一位溫州當地私募股權人士也表示認同：“從投資角度，外地的項目更好，為什麼不投？”溫州本地產業的滯後使創投無處著力，資金外溢成為必然。
筆者還擔心，溫州創業文化已經受到快錢文化荼毒。
深圳、上海等地創投風起雲湧，作為民間資金豐沃地的溫州，卻十分沉寂，甚至在省內都位居後席。據“浙江省已備案創業投資企業”數據顯示，溫州本地創投實力明顯落後於省內杭州、紹興等地區。截至2009年底，在省內備案的創投企業為38家，其中溫州地區僅有溫州天翔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和溫商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兩家，而杭州地區和紹興地區就分別佔了25家和6家。而至2010年，備案的創投企業數量增至47家，但溫州地區增長家數為零。近幾年，尤其是創業板開閘之後，深圳、上海、蘇州、天津等地創投頗為活躍並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投資回報；但溫州創投身影在資本市場上露面甚少。
有溫州私募股權人士表示，“‘三分’月息甚至更高的高利貸，或抱團炒點什麼，短期內便可獲得高回報；在一個追求高收益的投資環境下，願意拿錢出來做LP的人很少，因為投資的機會成本太大。”溫州炒房團、炒煤團、高利貸盛行，投資者適應了在不正常的高利潤環境下賺快錢，正常的金融業發展十分滯後。資金將正常的回報視作不正常，看不起行業的平均盈利。在快錢文化的誘惑下，溫州資金的取向偏離了正道。他們走得太遠，忘記了前進的方向。
讓人更擔心的是，一味貪大貪全貪洋，做足表面功夫，可能對身邊的智慧視而不見。
4月14日，溫州市委組織部發佈消息，決定面向全國競爭性選聘108名金融人才，包括市級金融機構高級管理人員9名，市級金融機構中層管理人員13名，縣(市、區)金融管理機構和國有企業管理人員17名。省屬或區域性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機構中、高級管理崗位和專業技術人才69名等。其中最高年薪100萬元，崗位是溫州銀行招聘的2名副行長。
招聘金融人才，目標是發展金融。招聘金融人才到底是為什麼？難道是為了昭告天下，溫州正在進行金融改革？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秘密，金融改革需要頂層設計，需要與民間信用文化的合拍。金融關鍵就是定價體系與風險控制，溫州招聘這些人才，是為了建立正確的定價體系，還是為了建立完善的風險控制系統？只能無語問蒼天。
溫州旁邊的臺州，有專門為小微企業服務的行之有效的小型法人金融機構，風險與定價系統自有特色。而上世紀80年在溫州蒼南縣金鄉農信社試行“存貸利率浮動”，到1987年溫州作為全國唯一的利率改革試點城市，溫州的利率浮動試點，又給風險控制提供了什麼經驗？在關鍵領域語焉不詳，卻在表面文章上做足工夫，這不應該是堅定的改革者的姿態。
溫州創新需要勇氣與智慧，需要有篳路藍縷的開拓者，需要對民間金融信用文化的尊重與重塑，需要專業金融人才對定價的準確理解。離開這一切，溫州金融改革將舉步維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