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掙快錢、掙大錢的時代將過去
吳敬璉：舊發展模式已走到盡頭
4月底，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北京校園的2012級EMBA開學典禮上，已82歲高齡的吳敬璉堅持站著演講近1個小時。“中國的經濟、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的企業和中國的企業家現在面臨競爭的形勢，遇到嚴峻的挑戰。”吳敬璉告誡著在場的學員。在隨後接受新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吳敬璉為走在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改革開出“法制市場經濟”的藥方，他提出頂層設計概念，認為建立一個法治的市場經濟、有宏觀管理的市場經濟是中國的唯一齣路。
4月底，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北京校園迎來了近300余位來自全國各地、各行各業的精英，有政府官員、商界領袖、企業高管和媒體老總，他們擁有同一張名片——中歐國際工商學院2012級EMBA學員。
作為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創始人之一，寶鋼經濟學教席教授，已經82歲高齡的吳敬璉在這次開學典禮上堅持站著演講近1個小時。“中國的經濟、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的企業和中國的企業家現在面臨競爭的形勢，遇到嚴峻的挑戰。”吳敬璉告誡在場的學員。
作為一直在為市場經濟鼓與呼的經濟學家，吳敬璉被人稱為“吳市場”。在演講結束後接受新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吳敬璉為走在十字路口的中國經濟改革開出“法治市場經濟”的藥方，他提出頂層設計概念，認為建立一個法治的市場經濟、有宏觀管理的市場經濟是中國的唯一齣路。
過去30年高速發展靠的是改革開放
過去這30年，中國經濟的順利發展，很多企業從一個個人企業、家庭企業變成了一個中等水準甚至是大企業，靠的是什麼呢？總的來說就是靠的改革開放。
新京報：最近你曾多個場合提到中國的經濟走到了十字路口？
吳敬璉：我們要對整個中國經濟發展的形勢、所處的態勢，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企業所處的環境做一個估量。過去的30年中國經濟、中國企業的發展應該說是很順利的，在短短30年間，中國從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發展到一個高水準的中等收入國家。
中國現在的經濟總量是世界第二，在很多方面都到了世界的前列。但是我們要很冷靜地認識到，這樣一個30年的順利發展，或者說我們的企業能夠在短時期內就掙快錢、掙大錢，這個情況很快就要過去了。我們面臨著很嚴峻的挑戰。
新京報：你說的挑戰主要是哪些方面？
吳敬璉：你只要仔細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過去這30年，中國經濟的順利發展，很多企業從一個個人企業、家庭企業變成了一個中等水準甚至是大企業，靠的是什麼呢？總的來說就是靠的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使得我們在許多方面迅速發展起來了。
第一，改革解放了中國人所具有的企業家的創業能力。在過去改革開放以前，在中國，民間創業是被禁止的，哪怕一塊自留地、家庭副業都叫做“資本主義的尾巴”，長途販運也被稱為刑事犯罪。改革開放解放了中國人的創業精神和創業能力。
現在民間創業的企業，包括個體企業，有幾千萬家，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力量，這是我們這30多年來迅速發展起來的一個基本動力。
第二，改革打破了過去的發展模式。我們過去發展模式的一個特點叫做“城鄉隔絕”，由政府主導進行強制性的投資來實現工業化，這樣的模式效率極低。改革以後打破了這個模式，使得一些很重要的基本資源能夠得到更有效地利用。
最明顯的是勞動力資源。過去因為城鄉隔絕，大量的具有很好素質的、很好紀律的、吃苦耐勞的勞動者，在農村處在低就業、半失業狀態。改革以後，大致上有1.5億到2億的農村勞動力轉到城市的非農產業就業，這樣從一個低效率的狀態變成了一個比較高的效率的狀態，就使得勞動力資源的利用效率大大地提高了。
另外就是大量的農用土地和荒地變成了城市用地，或者是工商業用地、住宅用地、辦公樓用地，土地的利用效率也大大提高了。
第三就是對外開放。對外開放對我們的經濟發展產生了兩方面的推動。一個方面是大家都明顯看得到的出口大量增加，這使我們整個市場需求大大地擴大了，一個國家在工業化時期，特別是工業化的早期階段和中期階段，常常產生一個問題：要大量地投資，於是投資率在GDP裏面佔的比重就越來越高，而消費率就相對地降低，這樣就造成了最終需求不足。對外開放打開了國際市場，中國成為這麼大的一個出口大國，而且有大量的外貿盈餘，所以出口的需求就補充了國內需求的不足，大範圍需求的提升成為支撐我們高速度增長的一個重要力量。另外一個方面就是對外開放使得我們的技術水準得到了迅速地提高。
總結剛才講到的這幾方面：改革一方面使得資源的投入增加了，投資項目增加了。這就是說要素的數量得到了增加，支撐了我們的快速發展。另外一方面要素使用結構的變化和對外開放，使得我們全要素生產率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所以我們在過去30年，不但是投資增加使得我們的增長有很高的速度，而且我們的效率提高，即經濟學講到的“索洛余量”，也就是全要素生產率比起過去來說有很大的提高。再加上在趕超型經濟的前提下，政府動員資源的能力和協調的能力，也助推了我們的經濟增長。
過去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到盡頭
講到提高效率，應該說我們已經提出30多年了，但是一直沒有轉過來。現在已經迫在眉睫、不轉不行了。
新京報：那現在是遇到了怎樣的問題呢？
吳敬璉：到了大概世紀之交，我們就逐漸發現，原來這些優勢逐漸逐漸地衰退了。比如說勞動力的結構轉移，在大概五六年以前出現了所謂的“劉易斯拐點”，農村剩餘勞動力無限供應這種情況已經變化了。所以要靠勞動力的結構變化去提高效率，餘地不大，而且勞動成本迅速地提升，從5年前就開始了。
當我們的技術水準跟國外的技術水準差別很大的情況之下，可以利用對外開放，引進技術，甚至用市場換技術的辦法，迅速地縮小差距。但是當我們普遍的技術水準跟國際上的平均水準差距無幾時，就要靠原始型的創新了，不能拿過來就解決問題。也就是說，原來的優勢已經消退了，而原來有些做法的副作用可是越來越明顯了。
新京報：原來有些做法的副作用是指什麼？
吳敬璉：比如說政府，政府在我們過去的發展中，在動員資源投入指定的方向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在中國經濟追趕的時候這是有效的。但當你要力爭成為領跑集團的一員的時候，要靠創新，而創新的不確定性非常地大，政府是沒有這個能力來決定的。
在過去兩年發展新興產業的過程中，大家就可以看到這一點。發展新興產業不確定性太大，而政府投入資源成功的概率是很小的。於是就發生這樣的情況：當全國各地政府都把資源投向新能源的時候，沒過幾天就發現這個行業出現大量的過剩、大量的虧損，這就說明形勢已經發生了變化。
所以過去我們的發展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或者用現在比較流行的語言叫做“中等收入陷阱”。什麼叫中等收入陷阱？根本點就在於過去所依賴的推動增長的因素作用已經越來越小，必須找到新的能夠推動增長的因素，而且能夠讓這些因素發生作用。
新京報：這個新的推動因素應該如何去找呢？
吳敬璉：前一階段，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關於各種路徑、方案的選擇，做了一份《2030的中國》報告。這個報告裏面有一句話，“要越過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一條是下注在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全要素生產率)上，要把所有的力量放在新的驅動增長的因素上，即效率提高。一種語言就叫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或者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用另外一種語言就是通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講到提高效率，應該說我們已經提出30多年了，但是一直沒有轉過來。現在已經迫在眉睫、不轉不行了。
用過去的增長方式，我們現在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沒有那麼多的資源，就靠發行貨幣來支撐增長，結果貨幣超發所引起的宏觀經濟問題，使得我們現在處在一個兩難的困境，叫做既不能緊又不能松。緊了怕它崩盤，減速減得太快，但是又不能松，松了以後我們的房地產泡沫問題並沒有解決，通脹的壓力並沒有根本上降低。所以一定要轉變。
“由改革推進增長的新時代”有望到來
過去這些年，我們改革放慢了。所以現在需要通過推進改革，建立一個更加有利於創新和創業的經濟體制、更加有競爭強度的經濟體制，來保證我們的創新，保證效率的提高。
新京報：你剛才提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效率我們已經提出30多年了，進程緩慢原因何在？
吳敬璉：為什麼30多年都解決不了呢？是因為體制有問題，就是30年前就提出過的，叫做“體制性障礙”。根本的辦法就是要轉變經濟發展的方式，要改變我們落後的經濟體制。
過去這些年，我們改革放慢了。所以現在需要通過推進改革，建立一個更加有利於創新和創業的經濟體制、更加有競爭強度的經濟體制，來保證我們的創新，保證效率的提高。
新京報：近期你經常提到頂層設計的改革思路，什麼是頂層設計，中國需要怎樣的頂層設計？
吳敬璉：頂層設計是一個網路設計中間提出的一個說法，叫做top-down design，從最上面往下來進行設計。
現在我們就要解決一個問題我們要一個什麼樣的經濟？是一個政府控制著整個市場、整個社會的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還是一個法治、有規則的市場經濟？按照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我們要建立一個法治的市場經濟，有宏觀管理的市場經濟是唯一的出路。這個市場經濟是一個大系統，它有許多子系統，每個子系統要進行設計。
新京報：大系統、子系統分別指什麼？有宏觀管理的市場經濟又如何理解？
吳敬璉：頂層就是一個規範的市場經濟，而不是有計劃的經濟，然後下來各個子系統，財政怎麼樣，企業怎麼樣，金融怎麼樣，從頂層一直往下設計。
宏觀管理就是總量管理，主要是通過中央銀行，次要是通過財政部，通過兩者的配合以達到總量供求平衡，至於個量就完全靠競爭，就是每個企業用什麼資源等等都是由他們自己決定。
總量如何控制？一個是貨幣發行量，貨幣發行量決定了總需求，只要貨幣發行量掌握得對，總需求和總供給就能達到一致。還有一個是財政手段，主要在一些公共產品或者是帶有公共產品性質的領域通過財政調控。
新京報：近期看到各種改革已經開始啟動，比如增值稅改革，比如溫州的試點，你如何看這些改革？
吳敬璉：從下到上的一些制度創新的春天到來了。一個是“十二五”計劃都提出來，要全面的推進改革，要更加重視頂層設計、各整體規劃。
另外一個從下而上也出現制度創新，比如說，溫州在金融方面的改革，上海的增值稅擴容，開始的時候中央的財政和稅務機關都是表現得比較被動，比較保守，害怕減收，現在財政部和稅務總局已經完全改變了他們的態度，積極地到處推行，而且保證財政部門和稅務部門給這種改革以政府的補助。比如說廣東省最近的關於企業註冊的改革，就體現出市場經濟所必要的“非禁即入”，即沒有法律明文規定的、限制進入的都自由進入，簡化企業的註冊登記的手續，像這樣一些改革正在各個地方有很多新的創新。
頂層設計和從下到上的制度創新，這兩個力量正在匯成一個巨大的潮流。新的一屆政府很可能會帶來一個由改革推進增長的新時代。
現在來看我們的改革有希望，但是不是能百分之百改革到位很難說，因為會碰到一些既得利益。
新京報：總體看你對未來還挺樂觀。
吳敬璉：是有條件的樂觀，總體來說取決於大家的努力，但比起過去兩年政府不斷加強“計劃”，最近氣候變暖，讓我們大家共同努力。
政府應該讓企業真實準確地披露資訊
市場對公司的監管就是要全面準確披露資訊，只要不及時全面地披露資訊，我就認定你有罪，實行有罪假定，而不是無罪假定。
新京報：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洪流對微觀的企業有什麼影響？
吳敬璉：改革並不是對每一個人都是只有正面的影響沒有負面的影響。因為改革會加強競爭度，競爭是能夠造成繁榮的，但是對每一個企業來說，它要面對很嚴酷的競爭壓力。
我們現在就面臨著這樣的形勢，大的改革會使得整個市場的競爭度加強，企業要適應這種狀態，適應這種新的經營環境，迎接新的挑戰。新的更規範的市場上的競爭，可以說是一場惡戰。
過去在中國不很規範的市場環境中，可以靠一些前市場經濟的辦法，比如說結交官府、拿到特殊政策來發財致富。那種在靠拼資源高速增長的情況下，容易地掙快錢的方法，在新的形勢之下恐怕就不行了。Party is over。那怎麼辦呢？就需要爬坡，要靠提高自己的競爭能力，對社會做出貢獻來提升自己的盈利水準和收入水準。
為了迎接這個新的挑戰，企業家就要做好準備。
新京報：你談到企業將面臨新的挑戰，最近看到很多企業利益熏心，爆出了諸如皮革膠囊、食品安全、藥品安全問題，在市場經濟中如何要求企業有道德？
吳敬璉：道德和法律需要配合起來。道德的形成一方面要靠教育教化，另一方面違反道德應該帶來很大的成本，才能使得人們遵守道德原則，這方面我們還有比較大的問題，因為完全靠上面執法並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失德的人必須受到懲罰，不僅是法律上的懲罰，還有經濟上的懲罰。
新京報：一系列安全事件發生之後，有兩種截然相反的聲音，一種說法是政府監管不到位，另一種說法是政府管得太多了，你怎麼看？
吳敬璉：根本問題在於資訊不對稱，普通消費者沒有足夠的資訊。解決之道，應該是想方設法強化資訊的弱勢方，使普通消費者獲得資訊。
市場對公司的監管就是要全面準確披露資訊，只要不及時全面地披露資訊，我就認定你有罪，實行有罪假定，而不是無罪假定。目前我國對普通公民是無罪假定，就是假定你是無罪的，對方需要證明你有罪。而對企業的監管應該要採取更高一個層次的標準，即有罪假定，假定企業是有罪的，你必須證明你是無罪的。所以要求資訊的充分披露，對於公司的監管就是全面準確及時地披露資訊，而不是事後證明企業有罪。
我們需要在這樣一個市場網路，這樣一種理念下來進行管理。
【名詞解釋】
索洛余量
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的研究成果之一，是指在剝離資本和勞動對經濟增長貢獻後的剩餘部分。在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制度進步會對經濟增長有重大的促進作用，這樣計算出來的“索洛余量”不但包括了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包括了經濟制度的改變。因此有一種觀點認為：“制度是第一生產力”。
劉易斯拐點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在人口流動模型中提出的觀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的轉捩點，是指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餘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當前出現的“民工荒”被認為劉易斯拐點出現的跡象。
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7)》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的概念，即當一個國家的每人平均收入達到中等水準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2010年我國每人平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400美元，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偏上國家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