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長假剛過，據港報稱，除了黃金珠寶、嬰兒奶粉、化粧品和豪宅，人壽保險似乎也上了黃金周入港內地遊客的購物清單。
雖然今年的具體數據還未公佈，但此前兩年，入港內地遊客在香港保險業佔據的份量加大之勢越發明顯。香港《南華早報》5月2日援引香港立法會保險界議員陳健波的話稱，2012年內地客人支付的保險金佔香港新增保險銷售的12.8%，而2011年和2010年的數字分別只有9%和4%。陳健波說，內地顧客現在是香港保險銷售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受到內地顧客青睞的香港地區保險業，比內地保險業有哪些優勢？
上個10年：
內地保險深度
在3%這條線上“晃蕩”
從發展步調上看，與內地保險業2012年保費增速8.0%、壽險增速4.5%相對的是，香港地區同期的毛保費總額增長13.0%，個人人壽及年金(非投資相連)業務上升16.1%。在近兩年內地壽險業發展遭遇“寒冬”的時候，香港地區保險市場依舊有穩步的發展。
而從發展現狀來看，根據香港地區保險業監理處提供給《證券日報》保險週刊的數據，香港地區2012年的保險密度(臨時統計數據)為35579港元，保險深度為12.5%；香港地區2011年的保險密度為33055港元，保險深度為12.3%。
保險深度是指保費收入佔當年GDP的比重，保險密度為每人平均保費，通常以這兩個指標衡量保險業發展水準。
從內地保險市場來看，雖然近幾年保險密度逐漸增加，但保險深度始終處在3%附近。
據媒體統計，截至2012年底，全國保險密度為1143.8元，保險深度為2.98%。此前，中國人民銀行發佈的《2011年中國區域金融運作報告》顯示，2011年，我國保險密度為1062元，這較2010年提高100元，保險深度為3%，較上年下降0.2個百分點。即2010年我國保險密度為962元，保險深度為3.2%。
而早在2003年，內地保險深度就已經達到3.33%，保險密度為287.4元。
“10年來，保險深度"躺"在3%這條線上"晃蕩"。中國保險業發展"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的"2015年，保險深度爭取達到5%，保險密度達到2100元"這一目標，有可能實現嗎？”保險職業學院院長助理、經濟學教授肖舉萍難掩自己的悲觀態度。肖舉萍認為，除非有重大的政策利好推動保險行業跨越式發展，否則從我國目前保險發展情況及趨勢看，該目標難以實現。
這是保險總業務的發展情況，具體到壽險業務，肖舉萍根據瑞再2012年報告整理後的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國內的壽險深度僅為1.8%，壽險密度為99美元；而香港地區2011年的壽險深度為10.1%，壽險密度為3442美元；而同期，全球壽險業務平均深度為3.8%，壽險密度為278美元。
內地壽險業與香港地區存在著壽險深度5倍、密度逾30倍的差距以及發展現狀的差異，最直接的原因在於保險產品的差異。
陳健波對媒體表示，內地人之所以對在香港買保險感興趣，是因為香港的保險公司有國際背景，提供多種保險，投資選擇遠遠多於內地，條款也比較靈活。相比之下，內地銷售的保險則管控嚴格，顧客幾乎沒有多少選擇。
而肖舉萍也認為，“產品結構單一，不能有效滿足社會多層次、個性化的需求”是內地保險業與香港等地保險業存在差距的原因之一。
當然，保險產品的差異只是行業發展差距的表像，對比兩地保險業，不難發現更深層次的原因。
170年VS30年：
內地保險服務急功近利
投保理念未生先死
國內保險業和香港地區存在差距的原因首先是發展歷史的差異。香港地區的保險業至今有170年的歷史，而國內的保險業則起步較晚，即便是從1920年計算起，也不到100年時間，且中間還經歷了幾十年的停滯期，到上世紀80年代才恢復保險業經營，所以嚴格意義上講，我國的現代保險業發展不到30年。
除了發展歷史的因素外，從現狀來看，內地保險業還在制度設計、法治環境、產業發展上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缺失。
第一，保險制度的“缺失”。香港地區保險監管，在完善的監管法律制度基礎上，奉行“最大支援，最少干預”的寬鬆理念。相較于香港地區，內地的監管在市場準入授權、市場行為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干預。
首先，兩地對保險公司的進入門檻要求存在明顯差距。目前獲授權在香港地區或從香港地區經營保險業務的要求主要為，最低實繳股本為1000萬港元；至於經營綜合業務的保險公司或打算經營法定類別的直接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其最低實繳股本為2000萬港元；如屬專屬自保保險公司，則最低實繳股本為200萬港元。我國《保險公司管理規定》則規定，“在全國範圍內經營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實收貨幣資本金不低於人民幣5億元，在特定區域內經營業務的保險公司，實收貨幣資本金不低於人民幣2億元。”
其次，兩地市場對外資的開放程度不同。香港地區的保險監管部門對於外國保險服務業提供的市場準入採用了開放的原則，即對外資充分開放本地保險市場，對外資保險人基本上給予國民待遇。截至2012年底，香港地區共有155家獲授權保險公司，其中註冊地在中國內地和香港地區的共有84家，其餘公司的註冊地則為百慕大、英國、美國、日本、德國、法國等地。
國內目前對外資開放財產險業務，對壽險則有相關限定，即合資壽險公司中的外資持股上限為50%，68家壽險公司中有27家外資壽險公司(外資持股比例超過25%)，僅友邦保險一家為純外資壽險公司。
此外，香港地區保險業監督不參與保險公司的運作事宜，放鬆對保險產品的保險費率和保險條款的約束。我國內地則對保險條款和費率進行了監管，《保險法》第136條規定：“關係社會公眾利益的保險險種、依法實行強制保險的險種和新開發的人壽保險險種等的保險條款和保險費率，應當報保險監督管理機構審批。保險監督管理機構審批時，遵循保護社會公眾利益和防止不正當競爭的原則。審批的範圍和具體辦法，由保險監督管理機構制定。其他保險險種的保險條款和保險費率，應當報保險監督管理機構備案。”第137條還對未經審批或備案的行為，規定了相應的行政法律責任。
近日媒體曝光的一篇光大永明人壽保險公司董事長解植春關於壽險費率改革的萬言書，引發了業內熱烈討論，壽險費率市場化改革的受關注度，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內地保險業對於市場化的渴求。
第二，法治環境的差異。香港地區的監管制度是在1983年《保險公司條例》的基礎上建立的，保險監管制度以他律為主，輔以自律，形成了以政府監管和行業自律相結合的完善而全面的監管制度。香港地區法律特別授權行業自律機構保險業聯合會負責對保險代理人的監管，並對保險業聯合會制定的規定及採取的監管措施給予法律的強制執行力。
我國保險立法與保險監管體系的確立都相對較晚。199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距我國保險業恢復經營有十幾年之久；1998年底我國才設立了統一實施保險監管職能的機構中國保監會。保險行業協會是一個純行業自律組織，無法律授予的監管職責，制定的行業規定無法律強制的執行力，靠會員單位自覺執行。
在對違規行為的處罰上，兩地的處罰力度有所區別。
香港地區注重對保險仲介人(代理人、經紀人等)的素質培養及監管；對違反誠信、違規經營等行為規定了嚴格的法律責任，大部分還規定了監禁的刑事責任。
內地對違反誠信的經營行為主要通過行政處罰來處理；保險違法行為除了刑法第174條關於擅自設立金融機構罪的規定、第183條關於保險公司工作人員貪污罪和侵佔公司財產罪的規定和第198條關於保險詐騙罪的規定共三條關於保險犯罪的規定外，其他關於保險違法行為的法律責任均為行政法律責任，相關的罰則散落在《保險法》、國務院法規和中國保監會規章中。
第三，保險產業鏈條的缺失。無論是壽險公司2012年年報，還是四大上市公司今年一季報都顯示出令人憂慮的退保情況。此前，保監會還對各大公司下發文件，要求採取措施防止集中退保事件發生，這一方面反映出保險服務的不到位，另一方面，也體現出民眾保險理念的不足，綜合起來說，也就是保險產業存在缺失。
保險人提供的服務方面，在不同的經營模式及監管重點影響下，內地與香港地區存在些許不同。
“內地保險業重銷售、輕服務，專業化、人性化服務的欠缺”是造成保險業發展相對落後的一大原因，肖舉萍表示。香港地區的保險業處於混業監管模式下，保險仲介人多針對客戶進行個人理財保障綜合服務；內地近年來也有了個人理財服務的趨勢，但行銷員著重推銷某一家保險公司產品的情況仍較為突出。
而且由於香港地區更為注重對仲介人素質的監管，仲介人違規行為較少，整體服務水準高。而內地以業績為導向的考核被放在首位，違規銷售和理賠難等事件頻發，導致行業形象低下。
國內某外資公司入職4年的行銷員感言，“公司變了，原來是要我們具備保險信仰，以保險信念展業，現在除了業績還是業績。”而在考核高壓下，不少行銷員甚至高層管理人員，都不得不採取違規手段以謀生存，這從監管層公佈的各項處罰就不難看出。
另一方面，在民眾的保險理念上，香港地區居民與內地居民對保險的側重點也存在差異。香港人對保險的認識度比較強，買保險把重點放在保障上，並不在乎保單是否能保值增值。內地老百姓的保險觀念則相對有限，一方面沒認清保險的實質，在購買保險產品時更為關注分紅或增值，另一方面對保險保障的生老病死等問題也存在排斥情緒，這樣就導致保障型保險產品在大眾中的被接受度有限。記者在採訪中常常聽到從業者的抱怨，如果保險產品沒有分紅，銷售人員很難向消費者銷售產品。
不過，記者在與國內諸多民眾交談時發現，相當一部分人的保險理念還未形成就被“扼殺”了，可謂“未生先死”。“保險總要講誠信的吧？”正如計程車司機年先生的經歷，大家對保險的質疑來源於自身或周邊人士糟糕的保險“初體驗”，保險不可信、保險可氣等印象一旦形成，除非保險業的服務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否則這種印象很難磨滅，民眾的保險意識也難以提高。
下個10年:
每年12.1%的增長
提升服務效率與品質
從意識做起
國內保險業有自己的發展基礎，不能簡單地以數據之間的對比就妄下結論。正如中央財經大學保險學院教授郝演蘇所說，“這是一門課，內地保險業與香港地區的對比沒有那麼簡單，保險業發展離不開國情。”
儘管存在不小的差距，但國內保險業還是可以通過一定方式加快發展，逐步縮小與成熟市場之間的差距。
郝演蘇認為，目前國內出臺的保險業相關制度(執行與否、執行得好壞另論)，多是取自國際經驗，“國內外的監管確實是差不多了，有些涉及文化、國情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兒。”郝稱，或許我們應看到發展的積極信號，內地的保險業發展已逐步與國際接軌。
而要實現保險業的繼續發展，業內人士認為，還應在創新保險產品、優化保險服務、提升保險理念上，多下功夫。
在產品創新方面，肖舉萍認為可以有如下方式，即，主動適應社會的風險保障和財富管理需求，不斷提升行業的核心競爭力和產品吸引力，形成多元化的保險產品體系，細分市場客戶可各取所需；尤其要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在養老險、健康險、責任險等領域取得實質性進展，健全產品創新激勵機制。
“保險理念與我們的國情民情有很大關係，雖然隨著外資的進入，保險市場也被逐步開拓，但想一蹴而就地提高民眾的保險理念不切實際，我們沉積得太久的保險觀念和文化短時間內很難被改變。”
郝演蘇認為，國民保險理念較低，與我國過去的計劃經濟環境有關，“當時國家負責的事情很多，我們不是市場化的環境。”他認為，提高民眾保險理念，首先應該從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的社保改革做起，“不然說普通老百姓沒有保險理念是很不恰當的，因為大家習慣了看領導，這跟我們的社會環境有關，看領導對商業保險怎麼看。”
但提升保險理念仍不能放棄努力。“可以通過政府、行業、企業、媒體等多方合力，加強保險宣傳教育，提高百姓保險意識。”肖舉萍認為。
本次採訪中，記者以電子郵件形式聯繫香港保險業監理處，希望查詢相關數據，在兩天內即得到反饋，保險監管系統如此高的工作效率和公開透明的行事風格給記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們相信這僅是香港保險業服務水準和工作效率的一個縮影。從這個簡單的事例我們就可以體會到，國內保險業在專業化、人性化的服務意識上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此外，保險業在加大消費者權益保護力度，在誠信文化建設、信用體系建設等方面，也都還有提升的空間。不過，提升保險行業整體形象，提升服務水準，仍是當務之急。
難怪乎，安聯集團首席經濟學家邁克爾·海瑟在不久前來華訪問時還呼籲：“中國的保險市場應該更開放、更自由、更公平。”他預測，中國的保險市場在下個十年中將達到每年12.1%的增長率。作為亞洲最重要的新興保險市場之一，國內保險業無論是在發展空間和地位上都不可小覷，而與之匹配的應該是更開放、透明的監管作為，更人性的服務意識和專業水準，那麼行業的整體形象也將自然而然地得到社會的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