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聊了些什麼?
在這場主題為“建設全面互利的中美經濟夥伴關係”的對話中,中美雙方就促進貿易與投資合作、完善金融系統和加強金融監管、推進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以及促進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四大議題展開了討論。
在這四個議題中,完善金融系統和加強金融監管格外吸引眼球。據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介紹,中美雙方在金融監管和改革合作方面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交流。美方主要介紹了一些金融改革法案方面的內容和目前在監管改革方面感興趣的問題,而中方介紹了中國在此次金融危機後採取的一些金融監管和改革方面的措施。
蓋特納在致辭時也特別強調,“兩年前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啟時,世界經濟正遭受金融危機的嚴重衝擊。在美中共同努力下,世界成功走出危機,恢復增長。但美中兩國仍面臨挑戰……中國需要建立新型增長模式,擴大內需,完善市場經濟和金融體系。”
“接軌”成為共識
亞洲開發銀行高級經濟學家喬瓦尼(Giovanni Capannelli)對《中國經濟週刊》表示,在金融市場的推進中,中國應儘量和國際標準接軌。
這顯然已是共識。周小川在會議上表示:“總的來講,大家有一個共識,就是支援在二十國集團框架下達成的共識,包括國際金融組織改革、《巴塞爾協議Ⅲ》以及在國際證券業和保險業監管方面的改革。” 他同時指出,金融市場的彼此開放,需要雙方的市場規則更為接近、標準更高。這樣才能減少風險。
北京師範大學金融系主任賀立平教授也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中國目前正在努力向國際統一標準《巴塞爾協議》靠攏。
“儘管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在某些細節上是不同的,但整體的精神是相同的,大家都要按照《巴塞爾協議Ⅲ》的要求,推進對銀行機構的監管。這一點上是中美雙方的共同之處。”
“巴塞爾協議”的全稱是“關於統一國際銀行的資本計算和資本標準的協議”,它通過建立一套完整的國際通用的資本充足率標準,從而有效地遏制與債務危機有關的國際風險。
“它是一個國際行為準則,它主要促使銀行監管當局加強對所管轄的銀行機構在資本金、風險防範上的具體監管措施。”賀立平教授介紹道。
去年9月,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管理層會議在瑞士舉行,包括中國在內的27個成員國的中央銀行代表就加強銀行業監管的 《巴塞爾協議Ⅲ》達成一致。該改革方案主要涉及最低資本要求水準,包括將普通股構成的一級資本金比率最低要求從2%提升至4.5%,要求銀行建立2.5%的資本留存緩沖和0~2.5%的逆週期資本緩衝。
5月初,有“中國版”《巴塞爾協議Ⅲ》之稱的新四大監管工具已落地。新監管標準對中資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杠桿率、流動性、貸款損失準備等作出了具體要求,並根據各機構情況差異制定了有區別的過渡期安排。
這也體現了銀監會分類實施、分層推進、分步達標《巴塞爾協議》的實際行動。
金融開放當緩行
賀立平教授告訴《中國經濟週刊》,在這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市場的準入標準是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奧巴馬去年提出5年內出口翻番目標後,中國對美而言已不僅僅是簡單的“工廠”,更成為重要的“市場”,美方可能就中國推進金融領域改革及資本項目開放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美方一些學者眼中,中國的金融市場受政府監管太嚴,他們期望看到一個更開放、更自由的資本環境。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教授吉爾特·貝卡爾特(Geert Bekaert)對《中國經濟週刊》說,對中國來說,金融機構的發展與開放對長期可持續增長至關重要。“如果中國希望有一天能成為真正的發達經濟體,它就必須充分發展它的金融市場,並且進一步對國際投資者開放。”
貝卡爾特還認為,中國金融結構的特殊性在於,政府對資本流動有大量的政策規定,這不僅花費了大量成本,也干擾了資本配置。
“最終,中國必須開放它的資本市場,這個‘開放’包括匯率、債券和資本流動。而這也要求中國減少對固定匯率的控制。它將讓中國投資者有更多境外投資的機會,讓金融系統的資本配置更加完善,讓中國人在退休金的規劃上有更靈活的選擇。”
貝卡爾特對《中國經濟週刊》說,“基於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地位,這種改革不可能一夜間發生,但一些細節的改革已經在進行中了,這也讓一些聰明的投資者利用這些細節改革把握了一些機會。”
相對於美方專家對中國市場開放的急不可待,中方專家則認為市場開放要緩中求穩,從而避免盲目開放可能帶來的風險和損失。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金融係副教授何平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說,美國等發達國家可能更希望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更多地開放金融市場,這樣讓他們也能進入,參與金融活動。但中國這種新興市場對資本市場的開放、匯率的波動以及金融服務行業的準入都有保留。
“我們的市場、投資者以及金融體系都還不成熟,短期內迅速盲目的開放可能會帶給金融體系很大衝擊,在資源上帶來對自己不利的配置。國外的投機者可能會利用強大的資金力量造成市場波動,攫取我們的利益。”
“因此我認為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應當慢中求穩,逐步前進。”何平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