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每升值1個百分點，很多企業出口利潤會出現不同程度下滑。

　　希望政府加強對人民幣匯率機制的系統研究，包括到底什麼樣的升值範圍最合理、該採取怎樣的結算方式規避風險等。

　　要力爭人民幣匯率保持一定的穩定度，為中小企業贏得轉型升級的時間。

　　筆者對人民幣近期大幅升值頗為擔憂。

　　人民幣升值將給以溫州為代表的中小出口企業帶來巨大壓力。溫州擁有36萬家中小民營企業，且70%以上企業有出口和間接出口業務。人民幣升值會對這些以出口為主的企業造成巨大影響。首先會提高中小企業的生產成本，大幅削弱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不利於出口增長。我國的中小出口企業主要以價格為競爭手段，出口價格彈性低，降價空間小。在生產成本急劇提高的情況下，出口型中小企業面臨非常大的困難。其次，利潤空間進一步減少。經過金融危機的衝擊，溫州中小企業目前的毛利已壓縮至1%-3%，匯率哪怕有微小的波動，都會使它們的利益受損。再次，我國中小企業剛剛進入金融危機後的轉型升級關鍵時期，在這一階段，企業的出口競爭力比較弱，需要內部再調整，此時如果再給企業來個沉重打擊，使它蒙受更多損失的話，轉型升級的步伐就會變得更加緩慢。

　　在目前情況下，人民幣大幅升值將使中小企業面臨更嚴酷的境地。筆者估計，如果提高2-3個百分點，中國約有50%以上的中小企業會受到影響，甚至因此倒閉。

　　人民幣升值，首先就是生產成本的增加，必然會削弱員工的收入和福利。因為價格的提升是很敏感的，中國大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都是在低成本、低價格、低層次上迴圈反覆競爭，誰一提價，意味著會從國內國際市場上退出，所以都不敢貿然提價，只能削減員工的收入和福利。其次，企業大量倒閉、停工、半停工，會導致大量工人失業。目前我國中小企業提供的就業人數為勞動力總數的75%，在社會新增就業機會中，中小企業約佔80%。中國的就業壓力本身就很大，如果再有大量中小企業倒閉，無疑雪上加霜。

　　可以說，中小企業承擔著大量的就業壓力，也是國家財富的主要創造者、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如果企業沒有利潤，會造成社會不穩定，直接損害國民經濟的基礎。我們要力爭人民幣匯率保持一定的穩定度，不能輕易調整，至少要堅守2-3年，為中小企業贏得轉型升級的時間。不管國外出於什麼目的，施加什麼政治經濟影響，都應堅決頂住這個壓力。

　　從今年初開始，我們就一直關注人民幣匯率問題，並在企業中做了調查，聽取意見。據反映，人民幣每升值1個百分點，很多企業出口利潤會出現不同程度下滑。比如，棉紡織品的利潤約下降12%，毛紡織品下降8%，服裝業下降約13%。

　　基於此，我們積極向政府發出呼籲，希望控制人民幣升值，並通過論壇等渠道向政府建言獻策，希望堅守穩定的匯率，頂住國外壓力。同時，希望政府加強對人民幣匯率機制的系統研究，包括到底什麼樣的升值範圍最合理、該採取怎樣的結算方式規避風險等。毫不諱言地說，目前這方面的研究還很薄弱、很被動——頂不住國外壓力就升一點，對國內經濟造成損害了又降一點，這很不科學。必須建立一個科學的調控模式，根據不同時期的具體情況，測算出最合理的匯率變動範圍。

　　當然，面對可能到來的人民幣升值問題，中小企業還是需要未雨綢繆，儘量減少升值帶來的負面作用。首先，多渠道、多方式地壓縮生產經營成本，向管理要效益；其次，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經營方式轉變，優化企業的出口產品結構，推進產品升級換代，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改變老是“被動挨打”的局面；最後，積極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加快“走出去”步伐。這樣既可以繞開戒備森嚴的貿易壁壘，又可提高對匯率變動的抵抗能力，減輕人民幣升值帶來的衝擊，爭取更大的國外市場份額。

　　從近期來講，人民幣升值和貿易摩擦都是影響中國企業出口的重要因素，但人民幣升值的影響更大些，而貿易摩擦不是一朝一夕能夠解決的，它是一種長期影響。對企業來說，兩種影響都要規避。相對來說，在人民幣升值方面，我們掌握主動權，所以要強調“堅守”。而國際貿易爭端不是中國能說了算的，因此要堅定立場，盡可能化解爭端。同時，兩者是有聯繫的。國外製造矛盾，挑起貿易爭端，往往是從指責人民幣匯率開始的。如今美國熱炒人民幣匯率問題，實際上這就是貿易保護主義的變相體現。強迫貿易順差國的本幣升值來減少自己的貿易逆差，是美國慣用的策略。這需要政府層面施展政治智慧，與國外“鬥智鬥勇”。（周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