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歐盟的領導人們時至今日仍不承認在希臘問題上考慮“B計劃”，但存在於希臘與歐元區其他國家之間與日俱深的裂痕卻是真真切切地擺在所有人面前。不得不承認，歐元區早已不再是鐵板一塊。如果說截至目前這種狀態還可以用“分歧”二字來界定，那麼此時此刻，在距離希臘重新大選不足一週的時間裏，人們感受到的已經是不斷升溫的歐元區“分裂”風險。退出，還是不退？這是希臘的問題，是歐元區的問題，也是世界的問題。面對可能發生的最壞結果，中國做好準備了嗎？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長殷劍峰本月11日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社科院內部研報顯示希臘最終退出歐元區的可能性已經很大。一旦這一預期變成現實，則不僅希臘本國及整個歐元區要經歷巨大的短期衝擊，中國也必遭其波及。有消息稱，中國相關高層已在積極磋商制定應急方案。殷劍峰認為，希臘退出歐元區對於中國的衝擊主要是通過外貿和資本流出這兩個途徑，他建議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在高度重視並積極準備應對措施的同時應以穩為主，避免過度反應。
“之所以認為希臘退出歐元區的可能性加大，是因為保留其歐元區成員國地位的財政緊縮已經給希臘經濟帶來了太大麻煩。”殷劍峰說。自2010年希臘危機爆發以來，由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組成的“三駕馬車”已經宣佈向希臘提供了累計達2000多億歐元的貸款援助，但希臘國內經濟卻每況愈下。希臘央行預計2012年該國將連續第五年陷入衰退，而其國內失業率目前已高達20%，年輕人失業率則高達50%。殷劍峰認為，除希臘自身存在的結構問題外，援助貸款附加的嚴苛緊縮條款也是讓其經濟雪上加霜的主要原因。財政緊縮不僅加劇了希臘國內的經濟低迷，還大大限制了政府支援商業銀行的能力，而後者過去幾年間因持有大量政府債務，其資本充足率正在面臨挑戰。在這種情況下，財政緊縮在希臘已經越來越不得人心。事實上，反緊縮的希臘激進左翼政黨聯盟在上月首輪大選中異軍突起就已經充分說明瞭希臘民眾的人心所向。最新民調顯示，希臘右翼政黨新民主黨與激進左翼政黨聯盟的支援率始終十分接近，表明希臘人在退出還是留在歐元區的成本抉擇上還在做著艱難的衡量。
殷劍峰認為，一旦希臘退出歐元區，希臘自身勢必遭遇巨大短期衝擊，最主要的就是貨幣大幅貶值可能帶來短期內經濟進一步大幅下滑，同時可能伴隨惡性通貨膨脹。對於歐元區來說，希臘退出的傳染效應最值得關注。無論是對於已經正式申請救助的西班牙，還是風雨飄搖中的義大利甚至隨時可能被拖下水的法國，希臘的去留都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示範色彩。更重要的是，如果市場對這種可能的傳染效應做出過度反應，則歐元可能經歷劇烈貶值，美元、黃金乃至日元則可能隨之大幅升值。
在這種背景下，希臘退出歐元區可能給中國帶來的衝擊將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首當其衝就是出口。歐元區是目前中國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一旦希臘退出，幾乎確定會導致歐元至少在短期內大幅貶值，由此帶來的人民幣相對升值勢必會給中國出口帶來衝擊。從中期來看，歐元區產出下降帶來的需求縮減，希臘退出導致的去杠桿化週期延長以及美國經濟的持續低迷將在較長時間內對中國出口構成壓制。中國當局應做好出口部門業績下滑乃至失業率上升的準備。另一個重要衝擊在於新一輪去杠桿化浪潮可能帶來的資本外流問題。與雷曼倒閉後的情形相似，希臘退出將把全球投資者的避險情緒推到一個新高點，從而促使資金流向更安全的地方，比如美國資產和黃金。屆時，中國政策制定者應做好資本外流打擊房地產及股市的準備。
在具體應對措施上，目前專家建言比較多的主要有三個方面內容。一是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二是採取穩定經濟的措施；三是加強監管跨境資本流動。殷劍峰認為，總的來說，相比于絕大多數其他新興經濟體，中國目前無論在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空間上都存在較大調節餘地，政策制定當局需要注意的不是子彈不夠，而是反應過度。
首先是人民幣匯率問題。他認為，在出口可能因為人民幣相對升值而受打壓的情況下，更應注意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政策當局應沿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在周邊國家貨幣競相貶值的情況下保持人民幣堅挺的經驗。”他說。“一方面，相比于匯率變化給出口的影響，外部需求下降影響更大，因此靠貶值本身不能解決出口的問題；另一方面，危機時刻維持人民幣匯率的堅挺，有助於在國際上樹立良好的貨幣形象，這對於我們正在積極推進的人民幣國際化來說大有裨益。”
其次是穩定經濟。殷劍峰認為，在出口可能面臨衝擊的情況下，可以考慮提供適當形式的財政補貼，但不宜刺激過度(如大規模擴張基礎設施建設等)，而且這種補貼應該具有助力拉動內需和促進經濟轉型的性質。“事實上，外部危機衝擊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形成一種倒逼機制，促使調結構、促轉型的市場力量顯現出來。因此，中國政策當局應該更多考慮如何利用這一轉型契機，避免過度刺激。”他說。
最後是加強監管跨境資本流動。殷劍峰認為，在當前資本項目尚未完全開放的大背景下，中國的資本管制實際上一直都是相對嚴格的，強化管制的空間並不很大。“加強監管是有必要的，重點應該放在觀察和掌控資金的流入流出上，但同樣需要避免因反應過度而向市場傳達不好的信號。因為管得越多，越表明當局信心不足，越會產生與預期相反的負面效果。”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