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報稱“焦慮”漸成社會普遍心態
中年職工奔波在單位和家庭之間，擔心抽不出時間接送孩子；青年白領穿行在擁擠的地鐵裏，發愁買不起房子；大學生害怕畢業後找不到滿意的工作，甘願接受“零工資”的試用；老人們念叨退休待遇不能兌現、看病難上加難；公務員抱怨錢包癟、壓力大；農民害怕化肥漲價，糧價偏低；私企老闆唯恐政策變動、眼下的生意不可為繼……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競爭加劇，焦慮不再是“弱勢群體”的專利，而漸成一種普遍心態。在許多人看來，身邊往往危機四伏，總有原因讓人感到不安。
為何越來越多的人被焦慮所困擾？應該如何避免社會群體焦慮，讓人們獲得更多的安全感、感受到更多的幸福？
從今天開始，本版推出系列報道“關注社會焦慮”，希望讀者朋友們與我們一起探討。
——編 者
就業焦慮——
●在轉型期，社會結構劇烈變革，原先的“保護殼”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閥”又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人們內心裏埋下了焦慮的“種子”
7月底，當拿到那張薄薄的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接續證明，劉繼軍長吁一口氣。他懸著的心稍稍有些寬舒。
上班、下崗、做生意、找工作……這一連串的變化，讓42歲的劉繼軍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蒼老很多。
1990年，21歲的劉繼軍技校畢業後進入山東東南部某縣城機械廠，成為一名車床工。1998年，他已經是廠裏的生產班長。正當他對未來生活無限憧憬的時候，國企改革大潮席捲這座小城。縣機械廠併入了市機械廠，劉繼軍下崗了。
10多年來，他的生活就像掉進了無底洞，心裏總是沒著落。
劉繼軍說，剛離開工廠那會兒，仗著年輕氣盛，他學會了開車，家裏湊錢買了輛小客車，在鄉鎮和縣城間跑客運，雖然十分辛苦，但收入不少，還算踏實。可幾年後，一次意外導致車輛幾乎報廢，他受到很大打擊，再也沒有了開車信心。
打那以後，他又和老鄉販賣過蔬菜、跑過銷售，生意總是賺少賠多。2007年，6歲的兒子上小學了，妻子又因病住院手術，家庭負擔更加沉重，劉繼軍的脾氣越來越暴躁。
2010年，劉繼軍通過招聘，成了市政公司的一名維修工，並將中斷多年的養老保險續上了。表面看，日子暫時穩定了，可他還是覺得底氣不足：每月1400元的工資，只能勉強應付生活；將來，孩子要上高中、讀大學，單靠這些錢根本不夠。想想這些，心中茫然。
事實上，受就業焦慮困擾的何止劉繼軍這一代人。
在計劃經濟時期，城鎮職工個人總是生活在一定的“單位”中，單位發放工資，提供住房、醫療、養老等保障，賦予人們基本的“安全感”。在轉型期，社會結構劇烈變革，原先由單位提供的“保護殼”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閥”又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人們內心裏埋下了焦慮的“種子”，面對就業壓力和失業風險，變得焦躁不安。
從1998至2000年，國有企業共產生下崗職工2100多萬人，波及數千萬家庭，且主要集中在煤炭、紡織、機械、軍工等困難行業。其造成的影響一直延續到本世紀初，有些問題至今仍在消化。
與此同時，1994年起，我國逐步改變大學畢業生分配製度，由國家統分向市場化就業轉變，提倡“自主擇業”、“靈活就業”。進入新世紀，各地大學繼續擴招，畢業生人數猛增，“就業難”從下崗職工向大學生群體迅速蔓延，就業焦慮從“4050”人群向“80後”、“90後”人群迅速擴散。
市場經濟充滿了誘惑，也充滿了風險。目前，我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體制正在完善，尚缺乏牢靠的“社會安全網”。比如，失業救助、醫療保險、社會養老等基本保障制度還未真正健全。在一定程度上講，“靈活就業”也是“高風險就業”的代名詞。一旦失去了“單位”的保護，人們難免出現無所適從的心理狀態，難免產生無法回避的焦慮。
身份焦慮——
●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戶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壘、社保差異、待遇懸殊……事實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離”
工作了5年，正準備結婚的王志強突然陷入了極大的焦慮：他和女友雖然都在廣州上班，卻都沒有廣州戶口！
沒有戶口，就沒法在當地領結婚證；沒有戶口，就難以申請經適房、廉租房；沒有戶口，將來孩子上學更是難題……
上大學、讀研究生、上班……王志強在這裡生活了12年。猛回頭，他才發現：這座繁華的城市，原本就和他無關！
戶口一度是身份的直接標簽：沒有城鎮戶口，就沒有糧票、布票、油票，就無法在城市生活。改革開放30餘年，戶口已不再承載糧油功能，但是戶口的附加值依然存在；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沒有戶口，生活並不輕鬆：
住房——高房價下，很多地方出臺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戶口人員多被排除在外。而保障房與商品房的差別至少在數十萬、百萬元以上。再加上住房、汽車限購政策的出臺，如果沒有當地戶口，兜裏揣著錢，也難以買房、買車。
教育——儘管不少城市對非戶籍人口子女義務教育政策有所鬆動，但是戶口仍承載著較大的教育功能。比如，在北京沒有戶口就難以享受優質教育資源。不用說小學、中學，單清華、北大等在京的招生指標就只能讓外地人羨慕。
社保——按照規定，用人單位要為員工辦理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儘管養老保險關係異地轉接制度已經建立，但由於社保待遇存在地域差異，不同戶籍的社保待遇並沒有實現均等化。
改革開放打破了舊的城鄉結構，人口快速向中心城市、經濟發達地區流動。表面看，原來的城鄉分割、戶籍分割不明顯了，然而，由於缺乏完整的體制保障，改變城鄉對立、戶籍限制的任務依然艱巨。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戶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壘、社保差異、待遇懸殊……由此帶來的“人群排斥”，已經給社會留下深創巨痛，並在事實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離”。
應當承認，近年來，各地正採取措施，努力將公共服務覆蓋到更多外來人口包括農民工群體，可是，無論是藍印戶口，還是“綠卡”、居住證，都沒有實現真正的同城待遇；無論是“新東莞人”、“新深圳人”、“新蘇州人”，這些稱呼還是給不同人群貼上不同的標簽，人群“排斥”現象並未從根本上改變。
生病了該去哪住院？孩子能不能正常入學？年老後能不能領到養老金……我國已有2億多農民工進入了城市，其中1億多人常年在城市生活，其人口規模幾乎相當於兩個法國的人口總和。今後，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還會有更多人口涌進城市，其二代子女以至三代、四代……都會長期在城市紮根。在一些大城市，像王志強這樣的非農籍外地人口也會越來越多，人口的跨城市、跨區域流動將更加頻繁。不從根本上解決外地人(包括農民工)的同城待遇問題，就無法根除他們心中的焦慮。
財富焦慮——
●如果沒有“背景”，缺少資本，生“錯”地方，幹“錯”行業……即使不斷地努力，也無法實現個人的既定目標，心態怎麼會平和？
錯過了北京東四環邊上一套住房，在北京某報社工作的李正平整整後悔了6年。
當初，李正平已經交付訂金，可一時猶豫，最終還是放棄了。那時，這套房子尚不足80萬元，如今漲到380萬元。小李每月有七八千元的收入，在北京已屬中等。但就是這樣的收入水準，掙足300萬元，不吃不喝，也要30年。
可是，同樣是1998年參加工作，就職于證券公司的同學劉力在父母幫助下，很快就在北京亞運村附近買了一套140平方米的三居室，2001年又在郊區給父母買了一套房。2005年，眼看著房價要漲，劉力又在單位附近買了一套120平方米的商品房。如今，雖然劉力背負著不少貸款，可三套房子只住一套，另兩套出租，用租金還貸綽綽有餘。而三套房子的市價已經超過了1100萬元。
當然，李正平也有房子住。他趕上了單位最後一次分房，以較低的價格分到了一套60多平方米老舊的“房改房”。雖然李正平沒有貸款，可與劉力相比，單房子的財富差距，已近千萬元。
娶妻、生子、請保姆……七八年來，李正平全家蝸居，生活十分跼踀，焦慮如影相隨。
改革開放之初，人們秉承著勞動致富的信念，社會也給勤奮守法的人創造了致富機會。今天，財富積累的方式正在發生變化，從“勞動致富”向“財富致富”、“資本致富”轉變。其中，住房已經成為拉大財富差距的重要因素。
浙江大學新近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經過10多年的住房市場化改革，住房已成為五成以上家庭最重要的財產組成。一些擁有較大住房或者多套住房的家庭，財富得到巨大增值，而住房較少或尚未購買自有住房的家庭，財富差距被持續拉大。這種差距根本無法通過工資收入增長得到彌補，由此在一些人群中產生了強烈的失衡感、“被拉下”感。
更加令人警惕的是，由於轉型期社會財富分配機制尚不健全，財富分配向政府、壟斷行業、發達地區傾斜的趨勢未從根本上扭轉，人們的工資收入水準也在拉大。
有分析測算，如今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超過3倍，行業收入差距超過10倍，地區之間的差距在2倍以上；基尼系數在2002年首次突破0.4的國際警戒線之後，目前臨近0.5的紅線。
高房價、高物價、高生活成本……短短10餘年，人們的財富差距就由萬元級、幾十萬元級轉向千萬元級。在很多人看來，如果沒有“背景”，缺少資本，生“錯”地方，幹“錯”行業，抓不到機會……即使通過自我不斷地努力，也無法實現個人的既定目標。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的心態怎麼會平和？ (文中採訪對象均用化名）本報記者 杜海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