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姚凱終於如願以償考入北京市某機關單位，儘管月薪只有4000元，不到他在外企打工時的一半，但30歲的姚凱卻覺得是真正意義上的穩定下來了。
“沒有保障，沒有房子，沒有戶口”這是姚凱對他研究生畢業五年來的總結，從民營企業到日資企業，從月薪2000到月薪近萬，儘管在許多人看來他的“成績”還算優秀，但姚凱卻一直非常清楚自己的處境：單身、買不起房，7*24小時工作，壓力大，上升空間小，父母年紀漸大……但如今的生活讓他很滿意：工作輕鬆，生活穩定，福利高，還有申請限價商品房的資格。
2011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人數逾140萬，繼2009年以來連續三次超過百萬，競爭最激烈的職位招錄比例3000：1。近幾年，“姚凱”式工作幾年後考公務員的人數增長迅速。這不僅僅是年輕人熱衷擠進“體制內”，從收入數字來看，更是中等收入階層甘願滑入低收入群體的怪象。
然而，中等收入階層卻面對著四項“硬支出”：交稅、存錢養老、買房子和抵抗通脹。現實中，結構性上揚的通貨膨脹、節節攀升的房價、沉重稅負和並不樂觀的保障體系，都在殘酷地瓜分你的收入，拖著中等收入階層遠離富裕。
“基尼系數”決定了中等收入與富人階層收入分配的巨大差異;“劉易斯拐點”註定了今天人口結構的變局中中等收入群體的尷尬地位，不向上，就下流化。
根據波士頓發佈的《2010年中國財富報告》，在中國，百萬美元資產家庭戶數佔所有中國家庭戶數的0.2%左右，管理資產超過百萬美元是國際通行的定義“高凈值人群”的一項標準。
波士頓諮詢副總裁鄧俊豪表示，中國內地富有家庭的管理資產額年增長率連續超過15%，0.2%的家庭佔有了70%的財富。
2010年，中國的基尼系數超過了0.5，代表分配著70%財富的人口比例在不斷地收窄。而收入結構呈現“梨形”，高凈值人群的財富規模快速增長，人口數量變化卻不大，而中等收入階層佔社會總人口比重過低，僅為5.04%(2005年國家統計局數據)。中等收入向上，是“資產狀況良好、幸福感較強的中產階級”，向下，則是“日益為硬支出焦躁的社會底層”。
中等收入階層的種種困惑，和“中等收入國家陷阱”十分相似。
躋身中等收入國家
2008年，中國的每人平均GDP達到3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陷阱"階段——歷史證明這個階段是中等收入國家能否完成產業升級步入高收入國家的敏感階段。也就是說，一個經濟體能否從慢車道切至快車道的決定時期。
“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最早由世界銀行在2006年提出，意指各經濟體賴以從低收入經濟體成長為中等收入經濟體的戰略，對於它們向高收入經濟體攀升是不適用的，進一步的經濟增長被原有的增長機制制約，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難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很容易進入經濟增長階段的停滯徘徊期。經濟學家湯敏將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徵總結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過度城市化、產業升級障礙、資本開放危險，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金融危機……
從每人平均GDP兩千美元到一萬美元似乎是一個很長的過程，有些國家走了20多年還沒到。如果能像韓國的發展速度，2020年中國就可以進入每人平均GDP10,000美元的“高收入”陣營;但如果像東南亞、拉美國家那樣沒有處理好發展戰略、收入分配差距的問題,也可能最終陷入“5000美金怪圈”。
發達國家利用先發優勢,通過引領技術進步和廉價利用全球資源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新興工業化國家通過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承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也能實現目標。
要跨過"中等收入陷阱"，順利實現向高收入國家的轉變，所要面臨的第一個巨大問題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我國基尼系數已跨過0.4這個貧富差距警戒線，達到了0.47(2004年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有些學者更是認為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55。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會導致內需不足，增長乏力。更會造成社會動蕩、社會不公平等問題。”
中等收入與富裕階層的差距越來越大，相對低收入階層的優勢卻在不斷消失。過去30年，中國在經濟上所取得的成就是驚人的，它既歸功於一系列政策上的變革，也歸功於全球化和生產外包轉移的大趨勢，而這一過程中，中國的人口紅利是保證這一趨勢下勞動力優勢的必要條件，但如今，這種優勢似乎已接近尾聲。
據聯合國測算，預計中國的勞動力市場于2014年左右將進入實質性短缺狀況，至2017年，勞工需求達到8.37億人，供應8.19億人，就業市場靜短缺達到1760萬人。另外，老年人口撫養比在2008年已經達到一個歷史性的低點，未來將顯著提升。瑞士信貸董事總經理、亞洲區首席經濟分析師陶東就表示：“就業市場的逆轉，意味著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黃金時代已經開始退色，從過往新興國家的經歷看，劉易斯拐點之後，低端工資無一例外地會出現一次持續的飛漲。”也就是說，未來幾年中國的低收入人群與中等收入階層的差距將越來越小，現實的情況不僅表現在普通農民工收入已經接近應屆本科畢業生的收入，甚至還表現在部分技術工人的收入已經超越普通白領的收入。
中等收入離中產階級有多遠
中等收入國家下的中等收入階層並不等同於中產階級，因為中產越來越傾向於對一類人群綜合生活狀態的評價，比如你住的房子的房價，是否住在體面的樓盤，你的消費和生活方式，是否有定期的度假等等，而這些軟硬實力的評價標準無法統一也不好界定，所以用收入水準這一單一標準來考量，既簡單又符合現階段的國情。
關於中等收入階層收入標準的界定，來自2005年國家統計局城調隊的一份抽樣調查。測算的起點依據是世界銀行公佈的全球中等收入階層的每人平均GDP起點(3470美元)和上限(8000美元)，要將這兩個數據轉換為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指標，牽涉到三重換算：每人平均GDP和每人平均收入之間的換算，美元和人民幣之間的匯率換算，購買力評價標準換算。但對於購買力評價標準這個最重要的指標“在我國是保密的，不能公佈”。
根據三重換算而來的收入參考標準，家庭年均收入下限6.5萬元，上限是18萬元左右，同時考慮到我國地區間居民家庭收入差距較大，最終被界定出來的標準是6萬-50萬。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李培林在研究中產階級特徵的過程中，採用社科院2006年的抽樣調查數據計算出當年的每人平均收入，並確定每人平均收入的2.5倍作為劃分“高收入者”的收入標準，把平均收入線至平均收入線2.5倍之間的人群定義為“中等收入者”。按照這個標準，我們可以試著總結這一階層的特點。
收入的來源的主體是工資薪金收入
擁有較高學歷，從事以腦力勞動為主的職業，所從事的職業具有較高的市場回報
有能力支付中等水準的個人及家庭消費，在解決溫飽的基礎上，為滿足家庭成員豐富的文化精神需求提供必須的物質條件。
國家面臨“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的中等收入階層同樣危機四伏。無法改變收入分配的巨大差異，又躲不開成本不斷的加大的住房、生活、教育、養老開支，更因為收入水準的原因得不到“保障性福利”的支援，富難窮亦難。
擺脫你的中等收入身份
2007年的《世界財富報告》告訴我們，全球百萬富翁中有36%通過擁有企業或企業出售獲得財富，22%源自工作的高收入，20%通過繼承，11%通過投資，9%來自股票期權，2%通過其他渠道。
所以，我們中的大部分離開“中等收入”這條窄車道進入到“富有”快車道的途徑明確而直接：像李彥宏那樣辦一家賺錢的企業、像任志強那樣有一份高收入的工作、像汪小菲一樣有個會賺錢的媽媽、向巴菲特一樣會選公司、找到一個像馬雲那樣的好老闆……或者自己想辦法。儘管大多數人認為創業的失敗率是99%，但確實是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機會。
這裡有另一個值得我們思考得現象：即使在市場低迷，回報甚微的情況下，富有投資者的投資收益也會高於市場平均水準，這一方面是由於富人的圈子利於他們了解相關資訊，獲得專業的技術和服務，此外，多渠道的財富來源和投資方式也是他們保持財富滾動的重要特點。尤其是那11%，它表明不只有巴菲特，還有很難多人有概率通過對資本市場的熟悉而致富。
2004到2005年全球出現了快速的經濟衰退，石油價格大幅上漲，通脹壓力和貨幣緊縮政策拖累經濟上行，但即使在這樣低迷的時期，富翁人數依舊增加了6.1%，總資產增加8.5%。
最後，是屬於0.2%的建議：既然每人平均GDP3000美元困擾著經濟和制度，那麼選擇一個每人平均GDP10，000美元的經濟體工作和生活就意味著跳出了迴圈，就如另一車道。當然，這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方式，但我們看中的是你能給自己提供多少種解決方案。
面對危機和困惑，我們也許沒必要武裝到牙齒，但首先需要武裝頭腦，然後尋找機會。
“忐忑”的夾心層
張愛玲在《錢》一文中講：“有些東西我覺得是應當為我所有的，因為我較別人更會享受它，因為它給我無比的喜悅。眠思夢想地計劃著一件衣裳，臨到買的時候還得再三的考慮著，那考慮的過程，于痛苦中也有著喜悅。錢太多，就用不著考慮了;完全沒有錢，也用不著考慮了。”這種拘拘束束的苦樂便是中等收入的寫照。
很多人經過一番打拼終於躋身中產，擺脫為稻粱謀之後，將面對一個美麗新世界(600628)，裏面全是這般糾結拘束的苦樂。
膨脹的不僅是通貨
也許以前你也曾為物價痛心疾首，但晉身中等收入後，你可能還是會抱怨為什麼拿不到物價補貼?但最讓你揪心的，不是4袋蘋果價格直逼蘋果4代，而是銀行存款正飛速貶值。
從前你根本無此煩惱，存款沒多少，貶值無壓力。現在存款多了，如何讓自己的財富跑過CPI才讓人焦慮。2010年的調查顯示，絕大多數家庭(94.2%)都不同程度地參與投資理財。即便跑贏了CPI，也拉不下來筆直上升的支出。
《中國中產階層調查》一書深度訪談對象G12以親身經歷作證：他學生時代喜歡在夜市上買衣服、鞋子，現在則非專賣店不去，並不只是品質問題。他坦言：“過去我們去的一些地方，現在都不去了。現在你去買東西，你就知道你應該去什麼樣的地方，誰也不會為了貪圖便宜而去那些讓人感覺不舒服的地方”。言外之意，什麼樣社會地位的人就該在什麼樣的地方消費，正如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裏說：“人們從來不消費物的本身(使用價值)——人們總是把物(從廣義的角度)用來當作能夠突出你的符號，或讓你加入視為理想的團體，或參考一個地位更高的團體來擺脫本團體。”
行為學決定了一個道理，因為膨脹的不只是通貨，還有慾望。
當然，還有現實——陶冬在談到所謂“劉易斯拐點”時認為：“從過往的新興國家經歷看，中國的勞動力供需狀況將發生巨大的逆轉，低端工資無一例外的會出現一次持續的飛漲，而基礎工資上漲的常態化，會帶來通貨膨脹的結構性上揚，中烈度通脹可能持續存在。”
如今中國的通脹涵蓋了兩個方面：成本推進型通脹和輸入型通脹。中國銀河證券宏觀經濟學家左曉蕾女士表示，2010年CPI通脹抬頭主要源於食品價格上漲。進入2011年，非食品價格上漲也顯現出迅猛的態勢，包括勞動力成本上升、居住類成本上升，以及前期貨幣高發導致的流動性過剩。為緩和通脹，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應對政策，包括上調利率、增加農民種糧補貼、提高最低工資水準、為低收入人群給予現金補助以及提供公租房等——顯然，這些措施的直接作用與中等收入無緣。
事實上，中等收入在面對通脹時扮演了最大的“內心恐慌者”?這是由於他們既無法像高收入群體那樣通過靈活調整或增加資產配置標的的類型、結構、比例來對沖掉一些通貨膨脹的影響，也不能像低收入群體那樣受到政策的“偏倚”。
除了房子，一無所有
我們最喜歡列一張家庭的收支表，能清楚的看到你賺的錢都去了哪。
什麼是最大的支出?什麼又是最大的壓力?答案似乎只有一個——房子。據統計，80%以上的中等收入家庭(已婚)擁有自己的房產，首付、按揭、持有成本，都以成為中等收入家庭的不能承受之重。
“買了房子，工資的一半交了房貸，新買的車也不能開了。原本還算輕鬆的生活，完全變了模樣。”北京某風投公司項目經理對此表示苦惱。
社科院劉博士對記者說：“對於中等收入群體，社會地位決定了他們必須買房;收入限制決定了他們必須貸款買房”。在中等收入範圍內，收入多比不上一個好的買房點。讓中等收入家庭憂心的不僅僅是買房背上了沉重的負債，更可怕的是，在通脹的大背景下，他們很可能成為政府緊縮政策的犧牲品，步步緊逼的加息會讓因房子而負債纍纍的中等收入家庭苦不堪言。
“談不上富裕”的稅賦
一位網友在微博中曬出自己2010年個人所得稅納稅申報表：2010年收入額：187774.00;已納稅額：20558.01;扣除稅款和其他扣除項，實際收入：136979.01。從這份納稅申報表來看，作為一個年收入不到19萬的中等收入者，所要繳納的個人所得稅一項就佔總收入的11%，個稅和其他扣除項(如國家規定的各項社保費用)相加，大概要佔到他總收入的27%。
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個人所得稅都被認為應該是“劫富濟貧”的有力手段，但就目前我國的個人所得稅體系來看，“劫富”的對象往往都集中在了談不上富裕的中等收入階層身上。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副教授翟繼剛認為，在我國個人所得稅的60%都來自工資薪金所得，而我們所說的中等收入階層的收入來源也大多以工資薪金收入為主。
目前我國稅法制定的免征額2000元，9個極距的個稅結構，儘管大多數低收入群體並沒有排除在繳稅範圍之外，但收入越高繳稅額度佔收入的比例越高的特點是顯而易見的。扣除大約18%的社保和2000元的免征額，月收入6000元以上就需要承受15%的稅率(應納稅所得額=6000-(6000×18%)-2000=2920)，繳稅額度佔稅前收入的5%左右。還有容易被忽視的社保費用，18%的扣除並不包括公積金，其他各項理論上都屬於返還性質的費用，最終享受返還時情況卻複雜的多，結果必然是低收入繳納少返還多，但中等收入繳納多返還少。
兩會期間個人所得稅免征額提高的議案受到各方關注，免征額的提高更多的是為低收入者減負。中金公司的研究表明，基於個人所得稅免征額從2,000元提高到3,000元的假設，月收入7,000元以下人群總體稅負降低，7,000元以上人群受影響不大。
加拿大中產稅負10%左右
如果說中等收入在稅收上與低收入相比，壓力顯而易見的話，那麼與富人階層的比較就確實很難量化。表面上收入越高繳稅越多的稅率累進表，實際上卻越到頂端越失效。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大多數富人的收入都不是或不僅僅是工資薪金收入。翟繼剛也認為：“僅僅靠工資吃飯的人永遠算不上是一個富人。”在他看來，富人的收入來源比較多元化，一些財產性或低稅率的收入來源大大的稀釋了富人繳稅的比例。“從制度的角度來講，中等收入階層稅負似乎並不是特別的重，但由於這一階層的收入來源相對單一，所以他分散稅負的機會就比較小”翟繼剛總結道。
旅居國外多年、現任加拿大皇家銀行風險管理部資深顧問陳思進感慨到：“在歐美國家，人的一生只有兩件事無法逃脫，第一繳稅，第二死亡。”他至少透露兩方面資訊，歐美國家稅種多，稅負重;稅收覆蓋人群廣，但稅收結構卻相對合理。即使是在被稱為“萬稅之國”的加拿大，低收入人群也是被排除在稅收之外的，而且他們還有很多退稅制度。
陳思進強調，許多歐美國家都實行以家庭或個人為單位的綜合所得稅制，如果一個家庭是靠一個人的收入來生活，在扣除所得稅後還會根據家庭人口狀況進行退稅，美國家庭房貸的利息也會有相應的退稅。
比如一個年收入5萬加元的四口之家在加拿大已經是中產，兩個孩子，妻子不工作，在徵稅時首先扣除7000-9000加元的免征額，然後根據家庭人口狀況退稅後，應納稅收入大約只有25000加元，實際所得稅率只不過剛剛超過10%。
對歐美國家富人來說，真正有殺傷力的其實是財產稅和遺產稅，這些重稅的嚴格執行可以說有效的做到了“劫富濟貧”。高福利高稅收的國家，特別是北歐，最高一級的稅率甚至達到87%，窮人的日子並不慘，富人也沒有富到哪去，所以中產階級即使失業，生活本身也不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對他們而言，更多的是一種身份認同的缺失。而這些也許就是他們與中國的中等收入階層最大的區別。
未富先老：中等收入階層的未來
日前有媒體發表“任志強達到法定退休年齡”的文章，幫任總的養老金賬戶做了一個計算。得出的結論是以企業職工退休的任志強養老金一部分和社會平均工資掛鉤(2010年，北京市每人平均養老金合計每年2.5萬元)，另一部分和個人繳費掛鉤，其退休金跟700萬的天價年薪相比，少到完全可以忽略。
任志強退休後應該不只靠養老金賬戶過日子，但絕大多數的中等收入人群，養老金還是退休後最重要的收入。中等收入家庭收入越高，繳納的保險就越多，但一大現實情況是：目前的養老制度規定必須繳納滿15年才能開始享受養老保險，城市流動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無法確定到時是否能真正享受到全額養老金。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副教授李建新認為，即便這樣，現在的養老情形還是樂觀的，因為家與國都有相對充裕的“養老資源”可利用，真正的嚴峻形勢是10年之後。
2020年以後，龐大的60年代出生人口開始步入退休之年，屆時退休人口平均每年凈增1000萬以上並持續10餘年(2022年至2033年);勞動力人口反而以平均每年600萬(甚至更多)的速度持續遞減。這種人口結構極其不平衡的疊加變化將會給我國不夠強盛的社會經濟發展和相當不完善的養老金保障、醫療保障、養老服務等帶來前所未有的全面衝擊。有人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提供的數據，算出到2025年城市養老金的缺口將達到6萬億元。
怎麼算都不夠的養老保險賬戶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楊燕綏教授告訴記者，當前我國養老金制度最大的問題就是碎片化。
從基本的大類上，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分為，“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和“農村養老保險”兩大類，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又分為“企業養老保險”和“機關事業單位退休制度”兩種，所以，目前的養老保障模式共計公務員、事業單位職工、企業職工、農民工四種。這些模式費用來源不同、保障程度不一，彼此獨立，缺乏銜接。企業職工的養老保險制度是目前覆蓋人群最廣的一類，由企業和個人共同承擔，企業繳費一般不超過職工工資總額的20%，個人繳費比例為8%，最終領取的養老金又需要與當地社會工資水準和生活水準掛鉤。
你的養老賬戶有多少錢？
駱女士今年50歲，企業員工，一直在廣東省工作。以8000元為繳費基數，個人每月繳養老保險640元(8000*8%)，如果按現在政策退休，以工齡20年計算，駱女士退休後可以領多少錢呢?答案是工資的25%。
去年年底廣東省全省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是3600元，那麼駱女士的基礎養老金部分=3600×20%，即720元。而個人賬戶養老金=640×12(月)×20(年工齡)除以150(注：女性固定為150個月)，即1024元。因此，駱女士的退休工資只有1744元。只有25%的替代率(養老替代率=退休後月收入÷退休前的月收入，養老替代率越高，表明退休後可享有的生活品質越高)。據世行的標準70%還有很大距離。
如果一個30歲的人想要預測按現行的養老制度，20年後自己退休能拿多少養老金，那會發現這完全是徒勞的，因為很多數據(如“退休前一年全市職工月平均工資”)根本無法確定。
有多少錢才夠養老？
中等收入階層養老到底要準備多少錢?取決於你怎樣定義生活。例如，渣打銀行對中國177位精英人群的調查表明，平均需要掙得370萬美元(約2400萬元人民幣)方可富足退休。
國際上常用的計算方法是：
所需養老金=退休後每月基本消費×估計退休後生活年數×12
退休後每月基本消費=現在每月消費×(1+每年物價上漲率)的N次方
N=退休年齡-現在年齡
舉例說，如果A的年齡是25歲，30年後退休，估計退休後再生活25年。假設現在每月基本消費3000元，每年物價上漲率5%，年利率3%。退休後的每月基本消費為：3000×4.322=12966元，退休後再生活25年所需養老金總額為:12966×12×25=3889800元。(備註：4.322是根據30年來累計物價上漲率計算得出，即1.05的30次方。)
388.98萬的養老金，你攢夠了嗎？
你只有五百分之一的機會過的更好
稅收、房子、消費、養老正在一口一口吞掉我們貌似可觀的收入——如上文所述，對中等收入家庭的影響來得更猛。顯然不止這些，日本社會學者三浦展的觀點殘酷而直接，在對家裏有就讀小學二年級到六年級孩童的1443位日本母親的調查中，他發現，成績優秀的孩童是在下列條件下產生的：
父親的收入較高;
母親婚前收入較高;
父親、母親、祖父的學歷較高;
以及與收入不直接相關的因素：
母親喜歡做菜;
父親週六、週日休息。(考慮到日本國情，女性婚後主要依賴丈夫工作並一心照顧家庭)
如果父親賺得不夠多，母親還需要兼職補貼家用，孩子可能會因為成績不佳無法獲得更好的工作——這是跨越幾代的階層墜拖，除了社會對當代中等收入家庭施壓，下一代極有可能以另一種方式“遺傳”了生活的壓力而跌入三浦展描述的“下流化的社會”中。擠入0.2%的高凈值家庭的幾率只有五百分之一，但跌入“下流”階層的概率高達79.8%，這是概率論的入門課，我們能做點什麼?
很遺憾，我們的確沒有一家AMERICA MOVIL (墨西哥美洲電信公司)，它去年吐出了205億美元的財富——能讓我們像今年福布斯第一名富豪卡洛斯-斯利姆-赫魯(Carlos Slim Helu)那樣從容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事業，或者，每天花10個小時鑽研巴哈伊教。如果我們不能像赫魯這樣以62%的速度享受財富增長，20%也行不是?
金老師跟我們一樣，沒有一家墨西哥電信、也沒有一個首富爸爸，走在人群裏不太起眼，但她的資產的確以超過20%的速度增長。拿著一年不超過10萬的年薪，給外國研究生講講中文和歷史，在大學任教的金老師跟她一個辦公室的同事們比起來，早就過了靠工資過活的狀態，“我現在有點像提前退休”，金老師很滿意現在僅僅是為了興趣工作的狀態，“我投資，各種投資，收益率早就超過工資，一點也不累，還很有成就感。”雖然金老師給自己訂的投資年回報率是25%，但事實上，她的資產在過去6年翻了三倍。這位已過了而立之年的普通老師正在被各傢俬人銀行客戶經理追逐，“我比他們更在行”，剛從印度旅行回國的金老師堅持她身體力行的投資實踐比那些銀行裏二十多歲的女孩子更精到，她說：“她們每天在推薦理財產品，但其實自己都不知道投資的含義，錢動起來是很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