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當前經濟增速下滑的情況下，不下決心加大減稅的力度為企業減負，不下決心通過激勵機制支援企業通過結構調整進行產業升級，不下決心調整收入分配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而僅僅寄希望於貨幣的放鬆刺激短期的增長，除了獲得短期漂亮而虛幻的有毒數字之外，恐怕只會再次延誤轉型時機。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今天第二季度，電力生產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率僅為1.7%，而過去10年間電力生產年均增長率為12%。同期鐵路貨物總運輸量增長1.3%，而2005-2011年間平均增長率為6%。煤炭輸出量佔全國港口輸出量的70%以上的秦皇島，號稱“工廠血液”的煤炭存量創出歷史新高，甚至高出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水準。可以說，中國經濟已經凸顯“硬著陸”之勢。
但中國經濟下滑絕不是什麼短期現象，更不能把中國經濟下滑的主因歸結于歐債等國際經濟動蕩等外部因素。其實中國經濟告別高速增長的轉捩點早就來臨了。
第一，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經濟受到人口紅利、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環境治理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潛在經濟增長率已經降至8%-9%左右的水準；第二，前兩年的刺激政策回避結構調整和關鍵領域的改革，只是讓一些本來已經產能過剩的行業有了喘息之際，延誤升級的時機；第三，在全球都面臨調結構的大背景下，較高的進出口增速不僅不正常，而且明顯不可持續；第四，近年來，中國依靠投資和進出口拉動經濟的模式邊際效應已經發揮到極致，特別是房地產投資和房價的暴漲，一方面使得實體經濟低迷，另一方面，房價的暴漲進一步壓縮了民眾消費能力，使得提高消費的努力見效甚微。
如果忽視這些基本事實而再一次通過投資來穩定經濟增速，很顯然並不能解決中國經濟面臨的真正問題。產能過剩的問題、中小企業的生存問題，市場經濟發展中政府權力過大的問題，壟斷問題，產業升級的問題，等等，都不可能靠再一次的政府投資，更不可能靠貨幣政策的再一次放水來解決。如果在當前經濟增速下滑的情況下，不下決心加大減稅的力度為企業減負，不下決心通過激勵機制支援企業通過結構調整進行產業升級，不下決心調整收入分配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而僅僅寄希望於貨幣的放鬆刺激短期的增長，除了獲得短期漂亮而虛幻的有毒數字之外，恐怕只會再次延誤轉型時機。
事實上，上次“4萬億”計劃也的確幫助我們再此後的一年多裏守住了高增長的“陣地”。然而好景不長，當“4萬億”的“彈藥”打光之後，經濟增速還是不可避免地開始不斷下滑。難道這還不足以證明那句老話：“客觀規律最終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嗎？說到底，我們究竟承認不承認有“經濟週期”這回事？難道我們真的以為，只要“加強宏觀調控”，我們就可以“人定勝天”，就可以克服所謂的“弱週期”，使我們的經濟永遠保持高增長勢頭嗎？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來說，這其實是一個究竟是信仰唯物主義還是信仰唯心主義的根本問題。當然，這並不等於說在經濟規律、經濟週期面前，人類包括政府是無所作為的。關鍵是看我們怎麼作為，是因勢利導還是逆勢而行。有一點是肯定的：過去的那一套以政府為主導、以投資為主要拉動力的增長模式也許的確具有某種優勢，但這種優勢也只能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才能有所建樹；如今，時代變了，週期變了，條件變了，這一切都在強迫我們要真正地轉變發展方式和增長方式。而首當其衝的改變，就是要從政府為主導、國企為主體變成以市場為主導、民企為主體。
要真正轉變發展方式和增長方式，就主要應當依靠促進民間投資和消費拉動經濟。由於民間投資在決策前會進行更謹慎的市場調研、需求測算，而非政治上的考量，因而相對政府投資，出現資源浪費的現象更少。從這個意義上講，推進民間投資本身便是對中國體制改革的推動。
上半年各中央政府部門密集出臺“新36條”實施細則，開放民間投資領域。但現實是很多領域一直沒有開放，或者沒有落實。開放民間投資不是光出幾條細則就行了，而是主要看經營領域開放、銀行資金流向、資本市場發展、企業稅賦減少這四個具體問題有沒有解決，看這四方面有沒有給予民營企業更大的發展空間。開放領域，就要允許民間資金投資高端領域，如金融、交通、通訊等；應給民營企業更多的資金獲得渠道，銀行貸款要更多面向民營企業；資本市場面向民營企業更多地開放。穩增長，政府應該依靠宏觀政策，而不是微觀政策，應該放鬆銀根、降低利率、減少稅收。刺激經濟不是由政府具體決定哪一個項目，購買誰的產品，也不能主要靠發改委批項目。這些項目或產業不是帶來重復建設，就是本來就不該由政府投資。
經濟增長當然需要投資，這一點沒有人會否定；民間投資比政府投資更有效率，這一點同樣是經濟學經濟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常識，然而在中國，卻似乎並沒有成為共識，否則我們就很難理解為何政府在投資上要如此自告奮勇地充當主力軍。據報道，溫家寶總理在他的近期系列講話中表示，政府對民營企業、國有企業、外資企業一視同仁，一定程度上還要更加重視發展民營企業，鼓勵民營企業做大做強。其中“一定程度上”這個修飾語十分耐人尋味。“一定程度上”是個什麼樣的“程度”？為什麼不乾脆就說“要更加重視發展民營企業”？也許，在有些人看來，溫總理能夠說出這樣的話已屬“思想解放”，已經比“一視同仁”亦即十六大提出的兩個“毫不動搖”有了一點點的突破。然而，這恰恰顯露出高層對民營企業仍然持有某種保留態度：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政府才會更加重視發展民營企業。什麼“程度”呢？那就是當國有企業的發展受到瓶頸障礙，當經濟增長不斷下滑，光靠政府投資和放鬆貨幣已再難“穩增長”之時，只有到了這個“程度”時，民營企業的發展才會被“更加重視”。也許這麼辨析有些“較真”，有些吹毛求疵，實際上，當今之時，不僅國有企業的利潤開始大幅下降，民營企業的日子甚至更加難過，更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幫助——也許這才是溫總理“一定程度上”之言的本意。正如他緊接著所指出的：“政府最重要的是給民營企業發展創造公平的市場環境，尤其要對小微型民營企業採取扶持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