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4月27日，海峽兩岸民眾的目光一致投射到新加坡，聚焦在這裡舉行的兩岸高層人士首度商談，兩岸關係自汪辜會談邁出“歷史性的、重要的一步”。
20年後的今天，兩岸關係發展已呈現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全新格局。回首過往，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但汪辜會談的劃時代意義仍被外界津津樂道。中新社記者為此獨家專訪上海東亞研究所所長、知名臺灣問題專家章念馳，了解這一歷史事件背後鮮為人知的點滴。
在汪辜會談之前，兩岸關係已隔絕了四十多年。陌生感與疏離感，凸顯了第一次“談什麼”的重要性，而這也正是當時困擾汪道涵的一道難題。作為親歷者之一的章念馳回憶道：“在汪老準備去新加坡之前，我們非常密集地做了各種各樣的準備。”
其實，所謂的“準備”說到底，就是採納哪一種觀點作為首次商談的“敲門磚”。“當時普遍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應先解決經濟上的、事務性問題；而另一種觀點則是希望利用接觸機會解決政治難題”。”
會談最終簽署了四項協議，成為兩岸兩會制度化協商的開始。章念馳回憶，事後汪道涵再三表示：“1993年汪辜會談達成的是先經後政、先易後難的商談原則，這才是我和辜振甫的共識。”
章念馳指出：“1993年的時候，‘一個中國’並不是問題，臺灣還設立了‘國統會’和‘國統綱領’；相反，兩岸怎麼交流、怎麼往來才是問題，兩會是解決如何通商等功能性問題的機構，很負責任地說，事實證明‘先經後政’是正確的。”
章念馳說，“‘先經後政’不像人家說的‘只經不政’，經濟本身就是一篇政治大文章，經濟文章做好了，政治上就主動得多。
汪辜會談為什麼只有一次，沒有第二次。章念馳說，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與美國的插手施加壓力分不開。
他說，毫無疑問，當初的汪辜會談是成功的，不想卻大大超出了美國的底線。“兩岸一下子打破幾十年的隔絕，迅速握起手來達成協定，馬上引起美國的高度警惕，它通過各種途徑對下一次的展開施加了影響。”（中新社記者 李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