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2008年5月28日發表署名文章，隨著石油價格不斷攀升，我們現在應該承認真相了——對石油的追逐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根本。
石油對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性顯而易見，奇怪的是，這點很難得到公開承認。在伊拉克戰爭爆發前，左翼偏左人士主張，這是一場“石油戰爭”。既得利益群體(那些知情人士)對這種“陰謀論”感到不滿。
不過，最近數月，美聯儲(Fed)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與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均幾乎說出，伊拉克戰爭確實是與石油有關。格林斯潘在他的回憶錄裏表示，他很遺憾，“在政治方面不便”承認“伊拉克戰爭主要與石油有關”。早些時候，今年將代表共和黨競選總統的麥凱恩承諾實施一項能源政策，“將消除我們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從而“使我們再也不用將我們的年輕人送到中東的衝突中去”。
格林斯潘和麥凱恩隨後均發表“澄清”。麥凱恩現在的說法是，他當時想到的衝突是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至於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當時是關於……總之他是說：或許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嘲笑是不公平的。伊拉克戰爭關係到許多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重建中東格局、民主化、人權、以色列、恐怖主義、大規模展示美國力量的慾望。不過，石油肯定是其中一個動機。常見的說法是海灣地區是“至關重要的戰略性地區”。“戰略性”是它擁有三分之二全球已探明石油儲量的簡約說法。
然而，如果入侵伊拉克的部分動機是石油，那麼就這點來說這次入侵是失敗的，從其他許多方面來說也是如此。2003年，就在入侵伊拉克前，油價為每桶26美元。目前油價是每桶126美元，知名分析師則在討論2008年底油價達到每桶200美元的可能性。
麥凱恩並不是首個承諾消除美國對中東石油依賴的人。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和希拉裏-克林頓(Hilary Clinton)都已做過類似承諾。美國總統布希本人幾年前也曾發誓要戒除美國的“石油癮”。前總統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上世紀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後也做過類似承諾。事實上，事情正在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1973年，美國33%的石油來自進口；目前美國進口的石油約佔60%，到2020年，這一數據可能升至70%。美國的交通體系仍然完全依賴石油。
迄今為止，美國政客對該問題的反應，交織著一廂情願與憤怒。對“能源獨立”的呼籲幾乎是普遍的。有關方面將大量資金投入生物燃料的生產，從而推高了食品價格。不過，迄今還沒有哪位重要的政客準備承認，美國人或許不得不調整其生活方式，以適應燃料價格永無止盡上漲的局面。
共和黨參議員彼得-多麥尼斯(Pete Domenici)也在早些時候呼籲，“提高石油產量，降低石油價格”。民主黨正向美國總檢察長施壓，要求對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簡稱歐佩克)成員提出價格串謀的指控。但是，任何此類行動顯然高估了美國對全球產油國的影響。歐佩克成員可能通過拋售其部分鉅額美元儲備來進行報復——這可能對美元和美國消費者構成嚴重打擊。全球主要產油國並不缺少潛在客戶。目前，沙特50%以上的石油出口至亞洲。
對於全球石油供應的爭奪正日益激烈。1994年至2003年，中國的石油消費量增長了一倍，到2010年前，還將再增長一倍。中國進軍非洲的主要動力在於尋求“能源安全”。國際能源機構(IEA)預測，2010年，中國將成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國際能源機構還認為，2030年，全球的能源需求將較目前增長50%——並且我們對礦物燃料的依賴將變得更高，而不是更少。
這些說法看似很有道理。目前在中國，每1000人擁有約10輛汽車，而在美國每1000人擁有480輛汽車。但到2015年，中國可能成為全球最大的新車市場。
儘管西方的政客們照常對全球化心存擔憂，但他們尚未關注一個更看似有理的威脅。這個威脅不在於高薪工作的外包；或是廉價商品的流入；而是西方消費模式的全球化。如果中國人和印度人的飲食和駕駛習慣最終與美國人和歐洲人一樣，那麼當前燃料及食品價格的上漲可能只是開端。環境方面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並且令人擔憂。
因此，儘管尋求能源安全目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對歐盟(EU)和亞洲主要強國來說均是如此，但從長期來看，對於該問題沒有真正的外交政策“解藥”。一個被稀缺石油資源衝突——或討好富油獨裁國——主導的未來，是沒有吸引力的。
通向“能源安全”的唯一道路在於美國國內——在於發展新科技和改變生活方式。美國人或許不得不減少開車。不過，只有勇敢的總統候選人才會說出這點。 吉迪恩-拉赫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