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學退休教授羅伯特·艾力伯日前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題為《美國應對中國進口徵收統一關稅》的文章，認為中國執意追求重商主義政策，導致美國數百萬製造業工作崗位流失。美國可以幫助中國作出必要調整，以緩解失衡：根據入境時的價值，對所有從中國進口的產品統一徵收10%的關稅。
艾力伯稱，這種做法不乏先例。1971年美國對進口品徵10%的關稅，促使日本和一些歐洲國家允許貨幣自由浮動。過不了多久中國人就會發現，較之美國人對中國商品的依賴，中國人對美國市場的依賴要嚴重得多。幾乎從中國進口的所有商品都能在美國國內或印尼、菲律賓買到。
據有關資料顯示，1971年上半年，美國出現了自1893年以來首次貿易逆差，國際收支惡化。當年8月，時任美國總統的理查德·尼克松為了應付國際收支危機，實行“新經濟政策”，宣佈對外國商品的進口一律徵收10%的進口附加稅，即在一般進口稅上再加徵10%的附加稅，以限制商品進口。
當時，作為美國盟國的日本只能忍受對方的貿易制裁。
然而，時過境遷，美國想用當年對付日本的辦法來制裁中國顯然是行不通的。不過，隨著金融危機的發展，美國貿易保護主義不斷發酵，他們的矛頭已集中指向中國。今年9月，奧巴馬宣佈對中國輸美輪胎徵收懲罰性關稅後，相繼宣佈對從中國進口的銅版紙、焦磷酸鉀、磷酸二氫鉀和磷酸氫二鉀徵收“雙反”關稅，對從中國進口的油井管徵收36.53%-99.14%不等的反傾銷懲罰性關稅。11月24日，美國商務部又終裁決定對中國油井管實施10.36%-15.78%的反補貼關稅制裁，涉及金額約27億美元。
雖然美國政府高官在G20峰會、APEC等各種國際場合總是信誓旦旦地宣稱奉行自由貿易主義原則，但美國的行動卻每每走向了自由貿易主義的反面。美國政府喜歡用特列或個案對來自國際社會的質疑進行搪塞，但實際上美國奉行貿易保護主義的內部推力仍在不斷增加，其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有可能呈現長期化發展趨勢。
但是，貿易制裁是一把雙刃劍。如果美國真的要對中國所有商品統一徵收10%的關稅，那麼中國也可以採取同樣的辦法，對美國的波音客機、汽車、大豆和棉花等商品報復性地統一徵收10%甚至更高的關稅。這樣，兩國之間的貿易戰將不可避免。目前，雙方雖然刀來槍往，舌戰激烈，但其實均未將主要火力投入使用，而且嚴格遵守著貿易戰場上的“戰爭規則”。
美國對中國部分商品加徵關稅，找出的理由是美中貿易逆差增多。他們武斷地認為，美中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人民幣幣值低估，因而只有人民幣持續對美元升值，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所謂的失衡問題。由此，“全球經濟失衡”堂而皇之地成為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理由，中國因“人為操縱貨幣匯率”成了最大的“貿易保護主義者”，美國無論對其展開特保或是“雙反”，都似乎“天經地義”。
反觀美國，在自身經濟低迷的情況下，放棄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對消費者來說是個打擊。例如輪胎“特保案”發生後，美國維修市場——這也是中國涉案產品“主戰場”——輪胎均價已應聲上漲10%，預計到今年底至少還將上漲10%，達到20%的漲幅。美國消費者是最終埋單者，因而他們非常反感，這將使很多低收入家庭被迫推遲更換老舊輪胎，從而加重了安全的風險。
本來按照國際貿易通行的遊戲規則，做買賣應該是你情我願的事情，如果強迫對方購買那就叫強買強賣。中國並沒有求著美國買中國商品，只不過美國消費者認為用那麼多錢換中國商品是合理的，中國也認為對自己有好處，所以才會有商品與貨幣的交換。
艾力伯提倡的做法實際上是對全美國消費者的綁架。
由此可見，艾力伯要求美國對中國所有商品統一徵收10%的關稅是一廂情願。當然，他的主張也代表了美國官方或民間的看法，這一點應引起中國政府管理部門的高度重視。特別是在目前美國經濟復蘇乏力的背景，未來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很可能會不斷出現，所以中國必須對此作出應對之策。目前最關鍵也是最緊迫的是，中國必須對出口生產結構進行調整，努力提高出口行業的競爭力，特別是要在品牌、技術和物流渠道方面下工夫。(邱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