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北京青年報報道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復蘇似乎並不如人們預期的那樣一帆風順,反而充滿坎坷。歐元區經濟剛下刀山,即入火海,希臘引發的主權債務危機成為懸在歐元區經濟復蘇上方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即使歐盟與IMF推出了聯手救助計劃,仍然未打消市場對於歐元解體的擔憂,甚至由此引發了對於全球經濟“二次探底”的擔憂。
新興國家在2008年金融危機發展到最深的時候,由於其良好的資產負債狀況,尤其是相對良好的國際資本賬戶受到了避險資金的青睞,因而在危機之中受到衝擊較小,但是隨著美國經濟逐漸步入新一輪增長週期,新興國家卻發現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高企以及國內資產價格的泡沫成為經濟可持續發展路上的最大障礙,不少新興國家紛紛斷臂自救,提前緊縮刺激政策以抑制資產價格泡沫,在這個過程中經濟也或多或少受到衝擊;唯一令人感到驚奇的是2008年金融危機風暴中心的美國經濟在危機之後卻保持著平穩復蘇的勢頭,雖然經濟增長的步伐不快,但是經濟增長的基礎卻很紮實,即沒有主權債務危機之憂,也沒有經濟通脹之慮。
金融危機後各國出臺了各種刺激經濟政策,但是全球經濟復蘇的態勢卻呈現出差異。美元仍然充當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的情況下,美國救市政策給世界經濟復蘇造成負面影響的機理。美國依託其美元的全球儲備貨幣地位,以及危機爆發後先救虛擬經濟的行為,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通過推高全球通脹的方式來緩解自身的危機。
這種救市方式帶來了三個明顯的後果:其一,過去的十年中,歐元成功的發行以及歐洲區經濟的持續增長,使得歐洲區內的信心出現了過度的膨脹,於是乎歐元對於美元的全球霸權地位發起了挑釁。歐元涉足了美國最敏感的中東領域,甚至在中東的挑唆下,想替代美元成為結算貨幣。與此同時,歐元受到中東石油資本的推動出現了強勢的上漲,這也使得全球飽受美元貶值掠奪的各國外匯儲備盯上了歐元,欲另立歐元為王者。這一切都觸動了美國最為之看重的貨幣霸權。早在歐元剛剛成立之時,格林斯潘就談到過歐元區由於財政和貨幣體制設計的缺陷,將在未來遭受衝擊之時使之陷入危機。現在看來歐元區貨幣政策雖然形成了統一的調控,但卻使得財政政策成為了各國自身唯一抵禦外來風險的盾牌,這勢必將加大各國的財政風險。貨幣政策統一,財政政策卻沒有統一,體制設計上的先天缺陷加之歐元區內經濟結構發展失衡、新經濟增長點的基礎缺失,這些都使得這次金融危機後美國的風險轉嫁政策輕鬆地就對應到了歐洲身上,使得歐洲陷入到了難以自拔的境地,而體制設計的缺陷使得大家都意識到了歐元不是不可能解體的,垂直打擊歐元的信譽和風險就意味著美元的霸權地位在後危機時代得到了鞏固,甚至更加的牢固。
其二,由於金融危機後勢必在全球帶來的是不均衡的全球差異化經濟,雖然受傷最少的發展中國家率先的經濟恢復增速,但是由於對大宗商品的依賴,美國大量釋放到金融體系內的流動性並沒有真正地去支援美國的經濟的發展,而是大量地流入了全球的資產領域。同時由於金融危機後全球的救市計劃,實際上大家幫助美國放大了全球資本市場的流動性。當這些救市創造氾濫的流動資本推高資源產品時,需要原材料的新興市場隨即就會陷入“輸入型成本”壓力,中國的房價暴漲,商品暴漲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陷入到了美國流動性氾濫的陷阱中。
但是好在中國也積極地在應對這場棋局,一方面利用局部刺激消費緩解出口下滑帶來的經濟壓力,一方面積極地轉型,大力地發展高科技高附加值低耗能新能源新材料領域,緩解我們對於原材料和廉價勞動力的過度依賴。而在面對全球流動性陷阱時,我們最大的資產泡沫房地產產生的問題和對經濟束縛的影響就暴露出了巨大的風險。
幸運的是,我們的決策層積極主動地利用行政的強行干預,斷臂自救主動地擠壓房地產泡沫。雖然這個過程是痛苦的,但是短痛好于長痛,想想我們鄰國日本當年地產泡沫後經濟失去的20年就應該清醒地意識到我們現在這麼做是對的,是及時的。只有這樣才能在面對高昂原材料價格的時候,進行利率或匯率的調控手段。
其三,美國通過“通貨膨脹稅”的方式讓全球為美國危機買單,避險資金回流美國緩解國內對資金的需求,從而實現經濟步入新一輪增長週期。風險的完美轉嫁在過去的一年中美國做的基本是滴水不漏的。雖然目前美國的財政赤字佔比很高,但是金融危機後美國的全球經濟戰略佈局的陰謀卻使得這個債臺高築的國家獲得了更多的資本流入和信用擴張。畢竟全球經濟是一個有限的平衡的體系,當這個體系中所有經濟都面臨著巨大風險衝擊的時候,這個時候國家的軍事實力,貨幣霸權就會顯示出巨大的影響力,而這一切都會掩蓋深層次一切的不利因素。而這些也就給美國實體經濟的發展以及未來突破發展瓶頸創造了絕美的契機。
雖然美國金融危機後的全球戰略佈局給全球的經濟帶來了諸多麻煩,但是世界經濟的發展必然是一個有機合作的過程,全球一體化的今天,離開了貿易夥伴,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真正獨立地發展。因此,美國陰謀的目的自然不是希望歐元解體陷入動蕩,新興國家陷入高通脹,而是在對金融危機後不均衡發展的全球體系進行著一種陰謀式的修正。最終使得全球的主要經濟體都回到一起,同步化的經濟發展才能引領全球經濟打破我們面臨的瓶頸。(文/中期研究院首席宏觀策略分析師 付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