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奪新型產業主導權 "低碳經濟"給誰套上緊箍咒
一輪爭奪新型產業主導權的“戰爭”正在悄然展開。
11月26日，中國政府宣佈到2020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並把這做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承諾顯示了積極姿態。
此前一天，美國政府在同樣問題上承諾減少17%。不過，這一目標僅相當於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少4%，與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要求相距甚遠。
金融危機還未風平浪靜，一個格外響亮的新名詞已傳遍世界，名曰“碳排放”。
12月7日至18日即將在哥本哈根召開的氣候變化大會，被認為是繼1997年在日本東京召開氣候會議並簽訂《京都議定書》之後，又一次就“低碳經濟”的“里程碑式的重要會議”。這次，在2012年第一承諾期到期後，有關溫室氣體減排問題，各國將達成一份減排新協議。
不過，目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減排目標、資金和技術支援等關鍵問題上仍分歧嚴重。許多人預測，一場口舌之戰在丹麥不可避免。
金融危機的“肇事者”還沒有抓到，而新的議題早就設計好了。奧巴馬已微笑著推出了“能源新政”。美國議會通過了《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規定至2020年,美國有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不實施碳減排限額的國家進行貿易限制。
華裔美國能源部長朱棣文說，美國將徵收“碳關稅”。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隨後回應，美國是“以環境保護為名，行貿易保護之實”，完全不符合WTO精神。
中國的研究者認為，有些人想以環保為藉口“圍堵中國經濟”，是給中國工業化“套上絞索”。甚至有人激烈的批評，碳排放、碳關稅以及碳貨幣，這些“時尚名詞”很可能給正在穩步崛起的中國經濟帶來戰爭和災難。
不過，爭議聲中，國家發改委抓緊制定的《節能環保產業發展規劃》卻是時不我待。據悉，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加快培育新興產業，搶佔未來經濟競爭制高點，該《規劃》將在今年年內推出，未來5年該產業投資需求可達4500億元。
面對新一輪的以“綠色經濟革命”為名的國際經濟規則主導權之爭，中國如何參與？
新時代的“賣碳翁”
資深產業經濟學家白益民，一直在追蹤日本財團在華佈局情況。他發現，當下全球輿論對碳排放、低碳經濟概念越炒越熱，而日本綜合商社卻早以實際行動在中國各地“攻城略地”。
早在1997年各國在日本東京達成《京都議定書》首次規定了減排目標，三井物產、三菱商事、住友商事等日本大財團和綜合商社，就開始涉足二氧化碳排放權的購買與轉手貿易。在中國黑龍江、遼寧、江蘇、山東、四川等地，以日資二氧化碳減排合作項目一個接著一個。
在《京都議定書》中，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2012年前不承擔減排義務，但議定書鼓勵承擔減排義務的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購買排放量。比如，一家日本企業向中國某煤礦提供環保項目貸款，用來引進和購買日方先進的環保技術和設備，由此減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其減少的額度核算成標準單位，由日方企業向該中國煤礦購買。
表面上看，中國企業似乎沒有損失，得到了資金和技術，失去不過是些無形的“碳排放額度”，可長遠看，“就未必是那麼回事了”。
白益民分析，一方面，日資企業在中國購買的“碳排放權”每噸只有幾美元，價格壓得很低，而它轉手賣給日本企業或在國際碳排放交易市場上出售，價格可能是十幾美元，現在這個市場方興未艾，今後可能會上漲到幾十美元；另一方面，日方向外輸出了儲備已久的環保、節能技術，佔領了市場，由此形成產業標準和技術壟斷，中國企業如果將來發展自主環保技術，就可能受制於人。
他認為，事實上日本綜合商社利用減排項目“援華”，更大目的是要為財團企業在中國能源和環保市場上獲得更多商機，從而在未來的節能性、環保性社會中佔據制高點。
據記者了解，這种經由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基於環保項目合作的清潔發展機制(CDM)，已經在全球形成一個奇特的“碳交易市場”。有數據表明，《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後，全球碳交易市場出現了爆炸式增長。2007年碳交易量從2006年的16億噸躍升到27億噸，成交額的增長從220億歐元上升到400億歐元，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場總值甚至就與2007年全年持平。據聯合國和世界銀行預測，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場容量為1500億美元，未來市場規模可達到2000億至2500億美元，超過國際石油交易規模。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經濟安全中心主任江涌認為，就像鐵礦石等資源市場的扭曲一樣，在新興的國際碳交易市場上，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同樣沒有定價權，議價能力又較弱，資訊與能力的不對稱，處於非常被動與不利的地位。
他說，在金融危機之後，發達國家正在積極制定新的遊戲規則，他們通過佔領氣候變化來“拯救人類共同家園”這一道德高地，其實主要為了賣環保技術。而多數發展中國家則沉溺于如何向發達國家更多更好地“賣碳”賺錢，甚至不惜相互殺價，相互指責，變成了新時期的“賣碳翁”。
“綠色壁壘”圍困中國？
幾乎在一夜間，綠色經濟、低碳經濟的“廣闊發展前景”成為各方共識。
金融危機前的經濟泡沫還沒有清理乾淨，新能源產品和環保技術就已經開始佔據媒體的主要時段。有專家稱，綠色環保經濟覆蓋面廣，涉及工業、農業、服務業、公共設施、家庭等幾乎所有領域，如果相關技術及產品推廣應用，全球將形成一個數十萬億美元規模的實體經濟新產業，很有可能帶動世界經濟走出困境，並成為新一輪增長週期的“領頭羊”。
目前，以新能源和環保為主旨的“綠色經濟”，不僅成為歐盟、日本、美國三大經濟體瞄準未來的經濟引擎，而且是其佔領新的國際市場競爭制高點、主導全球價值鏈的“新王牌”。本來在金融危機中扮演著“中流砥柱”角色的中國經濟，轉而顯得“落後了”，似乎陷於“綠色壁壘”的圍困之中。
在國際輿論大力倡導環保意識形態的背後，是否隱藏著更隱秘的利益動機？人類進入工業時代以來，英美日等發達國家有過上百年環境污染問題。而中國等新興工業國的環境問題，只是近20多年來經濟高速發展後集中呈現。
不應規避的數據是，英國和美國的二氧化碳每人平均歷史排放量約達1100噸，而中國和印度的每人平均水準分別為66噸和23噸。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佈的《2007／2008年人類發展報告》，到2015年，中國的每人平均碳排放量預計會達到5.2噸，也只相當於屆時美國每人平均19.3噸的1／4，或相當於整個發達國家平均水準的1／3。
江涌對記者表示，中國正進入工業化中期，重化工業比重仍在持續增加，能源密集度在不斷提高，能源消費呈現迅速增長態勢，由此決定了中國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大、增速快，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高。更由於能源結構的剛性，以及能源效率的提高受到技術和資金的制約，中國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前景“不容樂觀”。
雖然在《京都議定書》“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下，中國仍暫時享有減排達標的“豁免權”。但捍衛這種權利已越來越不輕鬆。尤其在奧巴馬上臺後，一度拒簽《京都議定書》的“碳排放超級大國”美國一夜間變了臉，要“擔負起全球共同的環保責任”了。
套在中國工業化頭上的“絞索”早晚會收緊。2006年8月，在巴西推出了《聖保羅案文》，有論者認為，這是對“後京都國際氣候制度”的一個全面設計方案。該文件呼籲，中國應該在CDM市場達到一定規模後，轉換成定量減排目標。也就是說，在中國在未完成工業化、實現消除貧困的人口時，將被迫提前進入“買碳”行列。按照力拓案揭示的中國買什麼什麼漲，賣什麼什麼跌”的規律，當中國從“碳排放”額度的“凈賣方”變成“凈買方”，那時的價格一定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
江涌說：“當國內一些地方樂呵呵兒的尋找‘賣碳商機’，忙活著與美歐經濟戰略對話時節，西方的氣候變化軟刀正指向中國。今天興高采烈吃下去的，不久的將來，恐怕連本帶利都要吐出來。”
中國為全世界提供物美價廉的商品。發達國家消費了“中國製造”，卻把巨大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留給了中國。人民大學鄭風田教授認為，美國政府提出“碳關稅”，已經成了又一個遏制中國崛起的大棒，而且佔領道德高地。他認為，從長遠看，“碳關稅”很可能引發中美之間的貿易戰，雖然不流血，但損失一點不小。
按照碳排放進行重新計算，大量“中國製造”將不再有競爭優勢，即使有競爭優勢的產品，進入歐美日被加上碳關稅，不但財富落入發達國家國庫，中國還要背環境污染、氣候變暖的惡名。這不過是用環保和清潔能源的“綠色外衣”，把原來“專買美國貨”的貿易保護主義包裝起來而已。
中國的能源現狀是“富煤、少氣、缺油”，能源結構以煤為主，選擇低碳能源的空間有限。據統計，目前中國電力結構中，水電僅佔20%左右，火電佔77%以上，“高碳”能源佔絕對的統治地位。鄭風田說，伴隨著“低碳經濟”的成為全球話語中心，中國經濟則面臨“不能承受之重”。
新能源戰略要“迎頭趕上”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即便面對著美、歐、日在環保新能源產業的層層佈局，中國經濟內在發展的動力也要求中國必須面對困難“迎頭趕上”。
即便不考慮外部壓力，中國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和產業升級的內在需求，也要求中國經濟要向更高層面邁進。其實，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的理念後，從中央到地方正確立“保護環境與經濟增長並重”的發展思路。
數據顯示，2008年全國節能環保產業總產值達1.41萬億元，佔當年GDP的4.7%。其中，節能產業2700億元，資源迴圈利用產業6600億元，環保產業4800億元，就業人數達2500多萬人，其中再生資源產業的就業人數達1800萬人。
目前，我國實施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節能減排行動，規定到2010年，萬元GDP能耗比2005年要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要減少10%。全國單位GDP能耗三年累計下降10.1%，節能約2.9億噸標準煤；二氧化硫、化學需氧量(COD)三年累計分別下降8.95%和6.61%。
而這一次，中國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前的40%~45%的減排承諾，則是又一次“向自身挑戰”。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並不諱言，他說，這將是一個“需付出艱苦卓絕努力”的目標。
有研究表明，通過一系列的政府政策和行業舉措，中國已經在過去的15年裏持續地提高了經濟領域的“碳效率”，將每單位GDP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排放量平均每年減少了4.9%，而在美國和德國，這一數字僅為1.7%和2.7%。
去年8月，中國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直接以迴圈經濟冠名的《迴圈經濟促進法》，並於今年1月1日正式實施。這對轉變中國的生產和消費模式將會發揮重要的作用。
中國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綠色產業”基礎。目前我國水力、核電、風能、太陽能、生物能產業均實現了高速增長，如風力發電裝機容量連續3年實現翻倍增長，總裝機容量目前已居世界第四位；太陽能發電總量居世界第一位，太陽能光伏產業也實現了高速增長。
今年6月，國家能源局局長張國寶宣佈，新能源發展規劃將按照程式上報國務院，擇機出臺。8月9日，在廣州首屆亞洲能源論壇上，國家能源局副局長孫勤表示，作為亞洲和世界重要的能源生產和消費大國，中國始終依靠自身保證能源供應，並高度重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預計將在年內制定完成新興能源的發展規劃。
業內人士稱，新能源作為一個長期的國家發展戰略，“發展規劃”比“振興規劃”更為貼切，新能源已被敲定為下一步培育的“新的增長點”，扶持力度將有增無減。
據有關人士透露，未來5年中國環保產業投資需求可達4500億元。而到2020年,中國在新能源領域的總投資將超過3萬億元。此前，中國4萬億元經濟投資計劃中有2100億元用於節能減排、發展迴圈經濟和生態環境建設。
中國新能源產業規劃可謂呼之欲出。此前，北京產權交易所總裁熊焰就在其部落格中連續發文稱，“低碳經濟”將是繼聯合國憲章和WTO之後的全世界一個新的規章，它可能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核心指標，將是國家綜合實力和國際責任體現和表達。對中國而言，中國的首要目標就是把能耗降下來，把能效提升上去。
“未來世界將產生新的企業評價標準，這就是‘碳’”，他說，新標准將改變人們的行為，所有參與者的動作都會隨之改變。某些企業今天看來生機勃勃，或許明天會突然死亡；而有些產業，現在看著很弱小，但明天可能會成為龐大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