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金融風暴的中國“苦主”開始浮出水面。據報道，迪拜金融風暴使得年初就已受挫的浙商再遭受重創。有浙商表示，他們在迪拜樓市的投資已損失近半，粗略估計超過20億元人民幣。
浙江遊資歷來是國內房地產炒作的主角，現如今這一著名的炒房大軍卻集體折戟迪拜，著實讓人感慨良多。正所謂“一葉落而知天下秋”，浙江遊資在國內外的投資路徑堪為中國民間資本選擇的真實寫照，其間固然不乏攻城奪寨的快意，但也留下了不少民間資本自身的困惑。
其實迪拜的浙商資本，最初並非是為炒房而來。和國內浙江商人發家歷史如出一轍，迪拜的浙商同樣是以五金電器、皮鞋、箱包等小商品等起家。但是隨著原始資金積累完成，浙商資本開始不再願意繼續從事“小打小鬧”的製造產業。恰在此時，迪拜樓市開始崛起，由此吸引了許多浙商開始將目光轉到地產領域。之前隨著迪拜房地產泡沫的興起，浙商也曾一度大富大貴，但如今危機的突然爆發讓其紙上富貴瞬間化為了泡影。
問題的關鍵是，從海內外浙商資金的流動趨勢看，迪拜與國內並無二致。在目前國內的房地產市場上，浙商天量資金依然充當著“過江龍”的角色，甚至是今年房價飆升的重要助推因素。兩者的區別在於，迪拜的房地產夢已經破滅，而國內的房地產市場的價格卻繼續飆漲，投機性資金依然在暴利中樂此不疲。對於國內的房價走勢乃至浙商資金的前景，筆者並沒有太多疑慮，畢竟資產價格泡沫終歸有破滅的一天，無論是中東迪拜，還是國內市場都概莫例外。但需要提出的是，這樣的市場規律其實並非我們所樂見。需要思考的是，為何以實業起家的民營資本，最終卻總要選擇放棄主業轉向投機逐利呢？
浙江民間資金具有靈敏的商業嗅覺，這是它們能夠在改革開放之初獲得巨大成功的關鍵。但是在當下，這一市場榜樣的帶動作用卻已經變味，浙商資金更多地跟炒房、投機等詞語聯繫在一起。
這一系列問題的根本所在，是民營實體資本發展模式的桎梏。改革開放之初，市場盈利機會較多而競爭卻不足，民營資本能夠獲得與辛苦努力相對應的利潤空間。然而隨著市場趨於成熟，民營資本的辛苦程度有增無減，但是所獲得的利潤率卻不斷下降。就以溫州經濟為例，以低成本、低價格為支撐的生產模式下，民營資本大多依靠規模擴張來發展，但是如今薄利多銷的模式已經不可持續。危機爆發以來的溫州經濟日漸沒落，溫州經濟的增長速度已經排在浙江省倒數第一。有數據顯示，我國製造業凈利潤率在2007年已經降至2%左右，2008年則受到金融危機影響為負數。
由此導致的結果就是，今年一季度我國GDP增長速度仍然保持在6.1%，而同期溫州的數據增幅僅是2.5%。可見，民營資本的投入產出效率嚴重不匹配，是推動浙江民間資本參與境內外樓市投機的重要助推因素。
實際上，很多實業資本其實屬於風險厭惡型，選擇樓市投機只是無奈之舉。如果說行政之手在市場經濟建立之初全面隱退，是為了讓市場機制能夠充分發揮作用，那麼當下民間資本的投資渠道困境恰恰揭示了市場機制的不完善之處，調控部門則應當為其再完善掃平制度障礙，這也才是吸引產業資本回流實業的關鍵所在。調控部門需要大力清理各種人為設置的市場準入限制，全面開放包括金融、能源、公用事業在內的行業準入，而不再是讓民營資本看著實業發展的機會而興嘆。
如果這一市場機制再完善過程能夠全面推進，那麼極有可能出現樓市擠掉泡沫、實業振興經濟的雙贏態勢。政策推動之手已經不應再有任何遲滯了。(馬紅漫 上海 財經媒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