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危機突如其來，震撼了人們已被金融風暴搞得超級脆弱的心靈。這場危機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它將給我們留下什麼樣的教訓和啟示？
11月30日，一家國內頗具影響力的財經報紙發表社論：《迪拜危機或非第二波海嘯亞洲泡沫模式需緊急遏制》。這家我一向非常尊敬的報紙，竟然不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就先入為主地給出了一個輕佻的結論——稱其“是由人傻錢多速來電報所召集的泡沫”。
該社論說：“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如同其他海灣國家一樣，迪拜在建設市場經濟所需的制度基礎方面，卻進展寥寥；儘管迪拜王室施行了對商人、企業家和投資者十分友好的政策，也為他們建立了良好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但這一切卻沒有一個可自我維持的制度加以保障，而只是建立在統治者個人的開明和善意之上，甚至只是策略性友善之上。”如果作者只是指著和尚罵禿驢，也就罷了；如果他說的確實就是這次危機的正主兒——迪拜酋長國，那麼請問：證據呢？
我倒是聽說，為了“建設市場經濟所需的制度”，迪拜甚至請英國法官在這裡建立了專門的法庭。迪拜政府沒有外匯管制，貨幣自由匯兌，資本和利潤可100%匯回本國；無需交納營業稅、所得稅；實行4%的低稅率關稅；進出口不實行貨物配額限制，等等。這樣寬鬆的近乎“零管制”的制度環境，堪稱作為近數十年來經濟學主流的“芝加哥學派”、“奧地利學派”夢寐以求的理想之國，連裏根、撒切爾夫人都要自嘆弗如，又豈止是“策略性友善”而已？
單憑“統治者個人的開明和善意”、“甚至只是策略性友善”，就能把全球的投資者，包括匯豐、渣打、蘇格蘭皇家這樣的金融巨頭，貝克漢姆、阿瑪尼、舒馬赫、“老虎”伍茲這樣的行業巨星吸引過來？到底是誰“人傻錢多”呀？
類似如下的指責——“制度建設的缺失，一方面激勵了商人和投資者的短期行為，讓他們熱衷於可短期內盈利的生意和項目，而更重要的是，國內的人民基本上被排除在發展所帶來的機會之外；儘管迪拜人民享受到了王室所恩賜的高水準福利和繁榮帶來的資源租值，但由於沒有國內市場制度保障，且生產性資源幾乎為王族所壟斷，普通國民很少有機會以企業家的角色參與經濟發展。”——恐怕也是欲指桑罵槐，卻沒有對所指的“桑”進行認真的研究。
迪拜酋長國只是很小很小的阿聯酋的一部分，迪拜城原本就一沒有多少人的小鎮，現有居民的80%以上是外籍人口。這在全世界都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區域經濟社會結構。其土著居民既已“享受到了王室所恩賜的高水準福利和繁榮帶來的資源租值”(已遠遠超過了美國人民所能享受到的水準，如醫療、教育全免費等)，那就不能說“基本上被排除在發展所帶來的機會之外”；至於“普通國民很少有機會以企業家的角色參與經濟發展”，全世界無不如此，迪拜普通民眾經商辦企業，與其他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相比所佔的比例多寡，也要靠調查數據說話。
該社論還稱，“王室的壟斷和支配地位，脫離了市場化分散決策所帶來的淘汰和糾錯機制，使得經濟行為不可避免的傾向於片面樂觀和盲目擴張”；緊接著又說，“與集體樂觀情緒所釀就的美國地產泡沫不同，迪拜泡沫是少數壟斷和支配者的狂熱加上眾星拱月式的鼓動追捧所造就的吃大戶式泡沫，是由人傻錢多速來電報所召集的泡沫”。這就已經是既不講實際，更連基本邏輯也不講了。
請問：迪拜的“片面樂觀”和美國的“集體樂觀”到底有什麼不同？從字面上看，應是“一部分人傻樂”與“全體傻樂”的不同，對嗎？迪拜“脫離了市場化分散決策所帶來的淘汰和糾錯機制”，難道說匯豐、渣打、蘇格蘭皇家銀行等等背後都是同一個老闆，貝克漢姆、阿瑪尼、舒馬赫、“老虎”伍茲都聘請了同一個理財顧問？
難道美國金融危機不是已經證明，在缺少監控的金融體系下，市場化分散決策並不足以自行糾錯並熨平高風險波動，就像過去經濟學教科書一再教導我們的那樣？
最後，該社論就迪拜危機後果的描述——“現在，先知先覺的投機大鱷獲利而走，來自窮國的數十萬建築工人，多半也已卷鋪蓋回老家，大量外籍人士拋下名車豪宅債務以及道歉信，迅速回國，只留下沮喪的王子們在這裡應付著已收起笑臉的眾多債主”，似乎也不符合事實。眾所週知，迪拜危機的爆發點是，王子們突然對眾多債主們收起了笑臉，說：“非常Sorry，孤王眼下手緊，欠各位的債只能延期了。”旨意既下，放假過宰牲節去也。而以英國人居多的眾債主們，則沮喪地看著股市盤子變綠！
經濟有週期，潮落又潮起。華爾街如今已經漸漸復蘇過來，迪拜也不會從此就變成一片廢墟。摔了跟頭到底怨腳還是怨石頭，需要非常專業、不帶偏見的研究和總結。因為美國發生了金融危機而中國沒事兒，就以為中國的金融體系比美國還先進，那是昏聵。但反過來，連危機都分出個三六九等，嘲笑“亞洲泡沫”不如人家“美國泡沫”高級，也同樣是昏了頭。
而嘲諷迪拜“人傻錢多”，更是高燒到50℃以上才能說出的昏話。阿拉伯人和猶太人，那可是地球上最擅長經商的兩個民族。就是侃爺遍地的北京城，也沒人敢說“溫州人傻”吧——溫州人正好比中國的阿拉伯人！而據說，這次精明的溫州人在迪拜炒房賠進去了不下十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