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兩高”發佈司法解釋，信用卡“惡意透支”可追究刑責(今日本報A4版)。</P>
<P> 本來這樣的司法解釋應該是完善法律的好事，但卻激發了公眾的強烈不公平感。至關重要的問題是：只強調了持卡人的法律責任，而忽視了發卡人即銀行的責任。</P>
<P> 今年7月17日，銀監會下發通知，禁止銀行向未滿18歲的學生發卡，給已滿18歲的學生發卡，要經由父母等第二還款來源方的書面同意。類似文件還有一大堆。這些文件出臺的背景，即是各大銀行違規濫發信用卡，導致信用卡業務不良率激增。按照相關規定，公眾辦理信用卡應符合一定的條件，經過嚴格的程式審核，但現實中，由於很多銀行以發卡量為考核目標，辦卡幾乎不設門檻，只要一張身份證，消費者足不出戶即可申領到信用卡，從而導致大量像學生群體這樣根本不具備還款能力的“卡奴”。你能說惡意透支的“軍功章”沒有銀行的一半？</P>
<P> 銀行濫發信用卡而導致的法律問題，讓人想到了轟動一時且至今仍未有定論的“許霆”案。某種意義上說，濫發信用卡就是一台出了故障的ATM機，客觀上，它有誘人犯罪的可能，人性原本就很複雜，調查顯示，有近8成的公眾會做出和許霆一樣的選擇，這表明，有一些誘惑是可以預料的。而主觀上，銀行又有不當得利的嫌疑，並且這種利益是建立在加大社會風險的基礎上實現的。銀行不計風險地濫發信用卡，當然有利於提高業務量和利潤，而所有的責任都歸咎於持卡人，這顯失公平。更重要的還在於，片面強調持卡人的法律責任，還極有可能淡化銀行自身的問題，甚至以法律代替管理，從而導致濫發信用卡的現象愈演愈烈。既然有法律保底，銀行還有投入成本以提升管理水準的動力嗎？看看許霆案後屢屢出問題的ATM機就知道了。</P>
<P> 對“惡意透支”者當然需要打擊，但法律的價值不僅體現在打擊犯罪上，更體現在維護社會公平上。具體到“惡意透支”的行為，明確犯罪構成要件固然必要，但同時也不能忽視銀行方面的責任。 (安徽 吳龍貴) </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