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節後，春運運力緊張並沒有成為新聞，沿海城市出現大面積民工荒卻被各大媒體頻繁報道。在金融海嘯過後的復蘇階段，大量就業崗位虛位以待，呈現出勞動力市場複雜而深刻的變化。當然也為各方提供了廣闊的解讀空間。一方面，企業恢復招工意味著在金融危機中失去的訂單開始恢復。這也許可以理解為“好”現象。但與此同時，在沿海經濟發達省份的企業普遍開出加薪10%--20%的背景下，民工荒卻從去年9月延續到現在。必定是因為勞動力供求雙方無法在新的薪酬價格上達成一致。
必須看到，“民工荒”未必是一件壞事。從積極的意義看，長三角、珠三角甚至傳統人力資源大省缺工，首先意味著勞動力開始從“無限供給”轉而成為稀缺資源。無疑，農村收入的提高，和內陸省份經濟發展，為外來工群體提供了除沿海省份之外的更多選擇；而隨著60後、70後外來工的逐漸老去，80後、90後粉墨登場，與父輩相比，新生代外來工對個人自由的重視，以及對“吃苦耐勞”等外來工傳統價值觀的顛覆，更令不少傳統製造業企業開始朝向更人性化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轉變。種種跡象表明，當勞資供求關係發生逆轉之時，外來工的議價權正在逐步提升。
但鼓吹“劉易斯拐點即將來臨”的專家學者亦不能高興得太早，一個基本的判斷是，當前我國普遍出現的“民工荒”現象，絕非因為外來工開始漫天要價，選擇主動失業，而是因為其維持基本生活的工資線，在物價普遍提升、城市生存壓力普遍提升的情況下已經提高，而沿海發達省份企業開出的條件無法達到預期。因此，民工的工資提升需求是存在剛性的。倘若按“劉易斯曲線”的假設，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應大幅度提高工資才對。但從中國的經濟結構看，勞動力供求關係的拐點並不必然帶來工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因為“劉易斯拐點”理論的致命缺陷是只假設出“城市-農村”二元結構，而忽略了“國際-國內”市場的二元結構。而這一特點對出口導向型國家尤其明顯。在這一二元結構中，由於國內生產地市場的議價權被壓抑，導致大部分利潤都轉移到國外市場。這一過程必然導致，當國內的城鄉二元經濟面臨勞動力供求關係拐點的時候，高度依賴外需的城市經濟卻未必能有大規模提高工資的積累和能力。另一方面，依賴外需同時導致我國沿海經濟發達省份的城市化進程，並沒有伴隨著進城農民工的權利提升過程，而是呈現秋風先生總結的“四個分離”現象：第一是生產和生活的分離，農民工實際上不在當地消費，而是預期回老家消費；第二是時間上的分離，即讓所有的農民，農村中最精英的群體在年輕的時候出售青春，到年紀稍微大一點就回到鄉村，然後自己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第三點是勞動身份或者經濟身份與社會身份之間的分離；第四點是中國社會出現了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的大規模家庭破碎化。因此，導致今日外來工無法繼續留在城市的，其實是這種不完整的城市化進程所導致的權利結構扭曲。
從這個意義上看，“民工荒”的真正挑戰在於，勞動力供求關係的拐點，是否能形成對勞動力價格提升，勞工權利充實的“倒逼機制”。而從當前我國的經濟結構與經濟增長模式看，這一倒逼機制的形成，依然將面臨“半城市化”的挑戰。從製造業與服務業的特點看，製造業的升級是必然以提高生產效率、減少勞動力需求為標誌的。只有服務業才能容納更多就業。而“半城市化”的一個最大惡果，恰恰令城市忽略經濟、社會制度完善，從而令服務業失去生存的基礎。當外需觸及天花板，而生產成本開始逐步提升的時候，地方政府仍然依照過去的老路，不斷地擴大投入，引進大項目。但這些行為只能加劇產能過剩。是為倒逼機制的最大障礙。
但值得慶倖的是，郴州、重慶等內地中心城市在當前的發展中有望不再重蹈“半城市化”的覆轍。在經濟結構和社會發展方面，內地省份擁有後發優勢。有從沿海內遷的企業主發現，計劃中的低端生產線，在經過三年的培訓後，也可以生產高端的皮鞋。因為工人就近就業，人口流動小，熟練工人的增加，導致生產品質的大幅度提升。與之相比，在沿海的高端生產線則面臨高級人才留不住的困境。一葉知秋，隨著民工荒對地方經濟發展的構成威脅，當年地方政府想方設法吸引投資者的競爭恐怕將重演，倘若地方政府競爭的對象從資金轉變為權利被長期壓抑的外來工，那麼，就讓民工荒來得更猛烈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