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到2010年，這段足夠讓赫爾曼·范龍佩從比利時眾議院一名普通議員成長為歐盟“總統”的時間，似乎被用來證明作為歐洲1500年間最大規模貨幣改革載體的歐元實際上難堪大任。
儘管化解希臘主權信用危機的局面已然打開，但投資者的心灰意冷和投機者的“落井下石”，還是令歐元在2010年初經歷重挫。所以，當惠譽評級下調葡萄牙主權信用評級至“AA-”且前景“消極”、歐元對美元匯率應聲跌至10個月來低點時，並無太多人對此瞠目結舌。問世之時曾被期望能與美元“掰手腕”的歐元，正一步步走向“自廢武功”的空前危局。
從制度層面來觀察，歐元面臨當前困境並不讓人感到意外。根據《馬斯特裏赫特條約》，歐元在1999年1月1日是“作為一種具有獨立性和法定貨幣地位的超國家性質貨幣”發行的。這意味著一旦危機切實發生，沒有中央財政支援的致命缺陷將讓歐元在流動性支援方面束手無策，反而是歐洲央行制定的通脹率2%、債務GDP佔比60%和財政赤字GDP佔比3%等上限數值，會束縛歐元區成員的自救行動。換言之，雖然作為區域統一貨幣的歐元有能力對危機衝擊起到抵禦作用，但在邏輯上，歐元區成員仍難以因為歐元的存在而得以有難同當。希臘、葡萄牙接連爆發危機，便是最好的證明。
因此，歐元目前需要區域內經濟體各自經濟復蘇時刻的到來，以及一份在下次危機爆發前能夠為自己增添些許“國家性質貨幣”特性的可行性計劃。
然而，暫且不論為歐洲統一貨幣配備中央財政支援的難度之大，即使不久的將來真的出現了“歐元區財政部”，也只能算是一種“頭痛醫頭”的客觀調整。如果希望歐元本身乃至歐元區經濟體遠離當前危機狀況，歐元區內部的深層次矛盾便不可回避，該區域主要經濟體對自身經濟發展模式的主觀認識，需要經歷一次革命性的改變。
單從經濟因素來看，當初歐元創立的根本目的之一，是為西歐經濟體向東開闢新的銷售和投資目標市場。特別是德國，兩德統一帶來的勞動力成本水準下降，以及全球化進程加速所催生的保持競爭力需求，讓德國工會在上世紀90年代接受了相對較低的工資水準，並導致德國居民可支配收入位於低水準。加之該國稅率相對較高，作為歐元區最大經濟體的德國，出口額遠勝於進口額，其對出口市場的渴求可想見。
更重要的是，在出口主導的經濟模式下吃到甜頭的歷屆德國政府，既不情願也不敢於對嚴重依賴出口的經濟模式進行變革，這導致了以該國為代表的西歐經濟體對歐洲內部新市場的需求源源不斷，歐元區擴張也因此持續加速。而原本經濟發展狀況相對落後的經濟體的大規模連續加入，客觀上拖累了歐元區整體經濟即歐元的競爭力和穩定性。
當然，將歐元陷入困境的非制度性因素歸於德國等經濟體，既不科學也無法反映歐元區內部的真實現狀。西南歐洲多個經濟體過度舉債導致赤字居高不下，同樣削弱了歐元的吸引力，而這些國家也真的應該如德國總理默克爾所說的那樣，“想一想怎樣讓自己的企業擁有德國企業那樣的素質”。但作為歐洲經濟引擎，德國過分執著于出口主導的經濟模式的負面效應顯然更具破壞力，結果便是造成歐元區貿易的嚴重失衡。要知道，財政赤字長時間高於歐洲央行警戒水準的經濟體並非只存在於歐洲的中部和東部。對於上述後果，法國財政部長拉加德上月15日就曾直言不諱。
實際上，就貿易平衡的問題，美國總統奧巴馬早在去年9月的二十國集團（G20）匹茲堡峰會前就亮出了“發達經濟體增加儲蓄、新興經濟體增加消費”的提議。儘管奧巴馬拋出該言論的目的是兌現其擴大美國出口的競選承諾，但其尋求全球或區域貿易新平衡的思路，仍值得歐元區結合本區域內實際情況予以參考借鑒。
在全球競爭日益激烈、格局變化愈發快速的今天，歐元區經濟體只有同時依靠出口和內需兩條腿，經濟發展之路才會走得更穩當、更可持續，作為該區域統一貨幣的歐元才有望從根本上擺脫困局。但在實際操作層面，要讓包括德國在內的歐元區主要經濟體真正認識到這個問題，還需有經濟思維的重大轉變醞釀而出。就像700多年前，一場轟轟烈烈的文藝復興運動曾為歐洲資本主義發展打破思想的樊籬。
從這個意義上講，歐元狀況的短期轉好有賴於歐元區成員合理應對連綿危機並順利實現經濟復蘇；但其長期穩健發展前景，仍然亟須一場席捲歐元區的“經濟復興”浪潮能夠適時涌起。（高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