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主席胡錦濤4月12日在華盛頓會見美國總統奧巴馬時指出，中方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方向堅定不移，具體改革措施需要根據世界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和中國經濟運作情況統籌加以考慮，尤其不會在外部壓力下加以推進。
筆者認為，人民幣匯率的調整要受多個因素影響，政府需要綜合權衡。首先是貿易收支的變化。今年1、2月，我國貿易盈餘分別為142億美元、76億美元，貿易順差持續下降，3月出現了逆差，中斷了自2004年5月開始連續70余月貿易順差的局面，人民幣升值壓力有所下降。目前歐美經濟恢復緩慢，外需形勢不容樂觀，保持持續的貿易順差將難以再現，如果人民幣升值將會導致貿易收支惡化。其次，人民幣升值對出口部門的影響。最近關於多行業人民幣壓力測試顯示，若人民幣升值3%，將會導致家電、汽車、手機等生產企業利潤下降30%至50%。儘管測試的結果可能並不完全反映真實的情況，但是如果人民幣升值過快，對出口企業的利潤影響將是直接的。
再有就是“熱錢”的流動。人民幣升值必然會吸引投機資本流入，如果市場預期將來人民幣升值幅度大，投機資本獲得的利潤也會越多。最近社科院的一份報告顯示，一季度短期資本流入達到不超過400億美元的規模，與去年第四季度持平。儘管規模不大，如果人民幣繼續單邊升值，會導致更多的“熱錢”流入，而穩定人民幣匯率將有利於防範“熱錢”。外匯佔款也是一個重要指標。外匯佔款是央行維持匯率穩定，購買外匯而投放的人民幣數量。如果投放的人民幣數量越多，則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的壓力就越大，意味著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也就越大，中央銀行干預的成本也就越高。最後是政治因素。最近美國不斷施壓人民幣匯率，兩國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展開激烈爭論。中國將仍然按照主動性、漸進性和可控性原則來調控人民幣匯率，人民幣匯率調整不會迫於政治壓力，這也是中方一貫的觀點。央行調控匯率必然是綜合平衡的結果，要根據多個指標和具體情況來權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