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債務危機讓國際金融市場陷入新的動蕩，也讓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不得不推出鉅額救助方案。中國駐IMF執行董事何建雄13日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希臘危機的教訓是深刻的，IMF和各方都必須進行深刻反思，防止類似危機再次發生。
何建雄說，他本人認為，國際金融危機肇始於美國，這次主權債務危機又發端于歐元區，危機的源頭都是發達經濟體。這次危機的一大教訓就是，IMF過於將監督重點放在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從而忽視了對發達國家存在問題的關注。
“IMF應該反思，它對成員國的監督，尤其是對發達國家的監督是否有效，它是否應該調整監督的重點，從相對偏重於對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監督，轉為對發達國家的問題同樣予以重視，”何建雄指出。
此次IMF從希臘債務危機中要汲取的另一大教訓，就是不能只關注一些國家的對外部門政策，而缺乏對一些國家國內政策的監督。他說：“過去幾年，IMF把注意力較多放在全球失衡問題上，尤其是主要貿易大國的經常項目和國際收支狀況上，忽視了一些地區和國家內部的扭曲和失衡，這使得希臘等國的問題長期未能得到重視。某些地區，比如歐洲，總體上國際收支並沒有明顯失衡，但實際上內部積累的失衡很嚴重，削弱了經受衝擊的能力。”
為何希臘經濟規模並不大，其危機卻被認為具有系統性溢出效應？何建雄指出，這是因為市場認為一些其他國家也不同程度上存在類似的失衡，“這些國家的扭曲和失衡得以積累，沒有受到國際社會的應有重視，說明IMF對這類國家監督力度是不夠的。”
在何建雄看來，IMF目光盯緊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也有其客觀原因。“以前一些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面臨的風險確實多一些，需要基金組織資金援助的也多為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
但也應看到，IMF治理結構不合理，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在IMF的代表性嚴重不足，也是影響對發達國家監督效果的重要原因。“發達國家在IMF佔多數票，雖然一些發達國家內部存在失衡問題，但在發達國家的主導下，IMF關注點仍局限在全球失衡上，使發達國家制約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失衡沒有得到有效重視，釀成現在的危機。從這方面看，改善IMF的治理結構和監督重點，加強對發達國家的監督，也有利於發達國家自己，”何建雄說。
具體到希臘，何建雄認為，希臘危機很大程度上是其自身問題造成的。希臘加入歐元區後，通脹高於區內平均水準，財政赤字高企，結構性制約突出，競爭力下降。但希臘沒有抓住全球金融危機前經濟增長較快、外部環境較好的時機，加快結構性改革，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降低財政赤字，減輕內外失衡。在全球經濟衰退、市場信心喪失的情況下被迫調整，很痛苦，代價也很大。
何建雄認為，危機也有積極的一面。有關各方和IMF可以從中汲取教訓。歐盟和歐元區內部由此加強相互監督，加快改革，增強經濟增長動力。IMF在對有關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避免引發更廣泛危機的同時，在政策指導、監督上可以多一點推動、鼓勵，甚至必要的壓力。其他和希臘存在類似問題的國家，可以在問題進一步惡化前加快結構性改革，避免市場信心進一步喪失。
他表示，國際救助只能為有關國家的調整提供一定空間，而由結構性扭曲造成的嚴重失衡，最終出路只能靠大膽的結構改革。所有國家都可以從中吸取教訓，不能等到失衡不能承受時才改革。希臘有比較高的每人平均收入水準，有歐盟和歐元區為後盾，而許多發展中國家則不會這麼幸運。
何建雄並且強調，從全球金融危機到目前一些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發達國家內部政策可能產生的風險必須引起高度重視。IMF也必須痛定思痛，調整監督重點，以更好地管理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面臨的系統性風險。其中，IMF加快治理結構改革，順應國際經濟格局變化，給予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更多發言權，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