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出口同比增長約48.5%，順差195億美元。這一數據超過前期國內外預期。這種“預期”與實際數據的反差，給了美國國會以舒默為首的那些一貫拿人民幣升值說事的議員以藉口。最近舒默準備重提幾年前三位議員聯名要求美國政府施壓人民幣升值的提案。而《華爾街日報》對於美國財長蓋特納關於中國貿易順差使用了“憤怒”這樣的字眼，非常情緒化也非常有煽動性。看來，中國要準備應對新一輪人民幣升值的博弈。
國內外的所謂預期，一些特別是香港和國內證券市場分析人士的“預期”，實際上有非常大的誤導作用。4月所有的分析還在說中國經濟過熱，人民幣應該升值，同時加息防治通脹惡化。5月中旬統計局公佈4月CPI同比增長2.8%以後，甚至有分析人士“預測”，央行次日就將提升利率。但自5月下旬開始，中國經濟將“大幅下滑”，“二次探底”成了熱點話題。這些分析，誇大房地產市場調控對經濟的影響，特別是誇大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對中國商品歐洲出口的影響，扭曲對中國出口增長“預期”的判斷，使正常的出口數據與所謂“預期”產生人為的差異，有可能成為引發成為中美之間的新一輪匯率摩擦的藉口。
較大的“預期”與順差數據的差異，來源於一些似是而非的分析。
比如，對歐洲危機的滯後影響的判斷有誤。事實上，目前出口增長是前期訂單的交貨數字，本月出口形勢判斷理應根據前期的PMI新增訂單指數來判斷。前期PMI的出口新增訂單呈高位運作，雖然多是短期訂單，但至少對未來三個月的出口形勢的增長態勢有領先的指標性意義。換句話說，5月出口增長幅度是能預期的。如果歐洲經濟大幅下滑進口市場萎縮，其影響應在新的訂單出臺後才會顯現。
又比如，對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對中國出口的影響，也判斷過度。資料顯示,對歐出口約佔我國出口份額的19%，比重最大。分析顯然過度評估了歐洲危機可能對中國出口的最大市場所產生的影響。由於主權債務危機以及危機處理效果的不確定性，歐洲經濟增長可能再次放緩。但是由於歐元貶值帶動出口增長，可能部分抵消未來緊縮政策對經濟帶來的短期負面影響。而緊縮政策的長期影響應是正面的。因此筆者認為，歐元區經濟的下滑對全球經濟和貿易的影響，不會比2009年的形勢更惡劣。對中國出口貿易的影響也相應比2009年要小。誇大這一影響的結果，使中國貿易本屬正常恢復增長的態勢不能平和地被接受，引發美國人對本屬正常的5月數據借題發揮了“憤怒”。
另外，數據上的大幅改變與去年的負增長有關。如果考慮去年5月出口呈同比25.9%的下降這一因素，48.4%的增長與危機之前的水準還有一定距離，說明外需形勢仍與我們年初的判斷一致：世界經濟整體呈復蘇態勢，但是遠未恢復到危機之前的水準，現在還要疊加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影響。雖然整體外貿形勢會改變去年的頹勢，而順差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僅是小幅轉負為正。
還有，不該忽略進口增長大於出口增長這一變化。因為基數的問題，確實存在相當規模的絕對順差。但是中國經濟活動活躍，刺激內需增長，對進口商品的需求也大幅增長。從進口增長與出口增長的比較而言，除了東盟作為一個整體和少數幾個國家，中國的進口增長小于出口增長以外，對於大多數的國家和地區，包括美國和歐洲，中國的進口增長都是超過出口增長的。這應該是一個較大的變化，進口增長，特別是從美國的進口增長，如果美國真正解禁一些高科技產品的限制，應該還可以進一步擴大。應該提醒美國人，這是他們的問題。在上次戰略對話期間，美國商務部長說，只有2%的中國提交的購買產品被禁止，但對這2%的產品的總值佔98%的產品價值的比重則避而不談。我們應該提交更多的中國需要的美國產品採購單。中國進口增長，對全球貿易的恢復，對全球經濟的恢復，能產生非常積極和有利的推動作用。
這些道理，我們需要不斷對美國政府講清楚，人民幣匯率絕對不是國際貿易平衡和國際經濟在平衡的關鍵所在。不能讓正常的貿易數據成為再次博弈人民幣升值的藉口，也沒有必要陪美國議員玩人民幣要不要升值的遊戲，不能讓人民幣匯率成為G20峰會和其他國際多邊平臺的話題。
最近部分出口加工企業在嚴峻的壓力下加薪，很清楚地表明，在出口產品價格不能提升的前提下，簡單提升人民幣匯率，將使提升勞動力工資的空間完全喪失，進而直接阻礙出口加工貿易企業的第一次收入分配改革。這就是筆者一直在說的道理，在國內的要素價格機制的改革完成以後再來評估，人民幣被高估都有可能。所以，要順利完成我們的改革，絕對不能單邊升值，推動企業家與美國進口商談判，提升出口加工產品的價格，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