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份我國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增幅達到3.5%，存在半年之久的銀行儲蓄負利率問題更趨嚴重，因此，有關加息的呼聲也漸趨高漲。但面對媒體的詢問，央行始終保持沉默，對坊間的各種說法也不予置評。
這種“鴕鳥策略”，其實暴露了央行在是否加息問題上的“兩難”。自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實行的適度寬鬆貨幣政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救市”功效，但由配合貨幣政策所帶來的流動性氾濫也使經濟泡沫重新出現，尤其是為GDP（國內生產總值）“保8”而推出的擴大投資舉措，使流動性過於氾濫，它們在推動實體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推動了物價上升、進而導致通貨膨脹。
事實上，從去年年中開始，央行已經連續運用提高銀行準備金率、在公開市場上發行央票等工具來收縮過多流動性，但儲蓄利率仍維持在原有水準，以至於在CPI持續升高的情況下，負利率也表現得越來越嚴重。
面對日趨嚴重的負利率，央行不能視而不見，但從目前的態勢來看，央行和它背後的中央政府顯然對加息存有疑慮。表面的理由是，由於利率調整是貨幣政策中最為猛烈的工具，在當前背景下，加息就等於向市場釋放了貨幣政策全面收緊的明顯信號，但目前經濟復蘇的基礎還不夠穩固，當局很擔心經濟“二次探底”，重回兩年前由流動性緊縮所帶來的被動局面中。然而，筆者認為，更為重要的理由是，在去年為“救市”而大肆擴張的投資中，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快速堆高，今年餘額很可能達到10萬億元，此時加息便意味著地方政府將背上更為沉重的債務包袱。在這種實際的考量下，加息只能一拖再拖。
面對這樣一個“兩難”，當局應該搞清楚首先要解決什麼問題。負利率的長期存在，反映出我國宏觀調控的一個長期未能解決的問題，即偏重投資而忽略讓居民財富實現有效增長。過熱的投資使經濟泡沫滋生，而居民財富的被動消蝕又使消費市場難以有效上升，“三駕馬車”長期處於失衡狀態。而負利率的存在，則加劇了這種不均衡，就像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日前所指出的，這是一種窮人將錢存到銀行補貼富人和大企業的機制。
在我國佔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素有勤儉持家的傳統，他們的收入儘管多年未有可觀的增長，但仍願意儲蓄以備不時之需，然而負利率卻讓這一願景基本落空。顯然，利率政策的確定，應該從人民群眾利益出發，而讓他們長期承受負利率的後果，只會加劇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導致貧富不均的社會鴻溝越拉越大。當然，加息確實會對投資市場產生一定的壓力，但任何一項決策出臺，都不可能對所有利益主體產生“利好”，因此當局只能抓住主要矛盾，即照顧到最重要的一個方面，並且採取措施努力將受損方損失減小到最低。最近，有關人士提出不對稱加息（即只對存款加息而暫不對貸款加息）、推出保值儲蓄等設想，都是貨幣政策管理當局可以考慮的選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