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關於制定“十二五”規劃的《建議》在講到“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係”時強調指出，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人們首先會注意到，提高“兩個比重”的提法和先前(例如年初的《政府工作報告》)相比，有一些明顯的變化，將“逐步”改為“努力”。這種提法上的變化表明，提高“兩個比重”變得更加緊迫。更重要的還在於，努力提高“兩個比重”是同制定“十二五”規劃的指導思想緊緊聯繫在一起的。
一
《建議》強調指出，制定“十二五”規劃，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堅持擴大內需戰略”。主題講的是綱領和戰略方針，主線講的是戰略部署和對策，擴大內需是處於首位的戰略措施。
就主題來說，“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就是堅持科學發展”。為此必須做到“四個更加注重”和“一個促進”——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更加注重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更加注重統籌兼顧，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就主線來說，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本要求是：以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為主攻方向，以科技進步和創新為重要支撐，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以節約資源和環境保護為重要著力點，以改革開放為強大動力。這五個方面的要求同時也是實現發展戰略轉變的切實保障。我們不僅要明確和固守主題和主線，堅持擴大內需的戰略，而且必須抓住指導方針和戰略部署的根本和關鍵，必須搞清楚科學發展、轉變發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擴大內需、提高“兩個比重”之間的邏輯聯繫，必須搞清楚提高“兩個比重”對於實現科學發展和轉變發展方式的特殊重要性。
概括地說，科學發展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在體現科學發展的“四個更加注重”和“一個促進”中，核心是“更加注重以人為本”，其他都是圍繞著以人為本展開的。以人為本不僅要體現在發展的根本目的上，而且應當體現在發展的方式和手段上。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戰略轉變的性質，其實質是提高發展的科學性。這個轉變不僅要在一般意義上使增長和發展從粗放轉向集約，而且要轉變對發展內涵的狹隘認識；不僅是發展途徑、方法、手段的轉變，而且是發展目的本身的轉變。在這個轉變中，根本點是注重民生和擴大內需。保障和改善民生不僅是出發點和落腳點，而且是判斷轉變與否的重要標誌。同樣，擴大內需既體現了拉動經濟增長手段的轉變，也體現了發展目的的轉變，因而是轉變發展方式的切入點和有力杠桿。作為手段的轉變，要從過度依賴外需轉向以內需為主，特別是以居民消費需求為主；作為目的的轉變，居民消費能力的提高和消費需求的擴大，同時就是民生的改善。當前，注重民生和擴大內需的關鍵環節是努力提高“兩個比重”，特別是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二
勞動者報酬是相對於固定資產折舊、生產稅凈額、營業盈餘而言的，這四個項目涉及勞動者、企業、政府三者的利益關係。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判斷經濟發展方式是否端正、發展是否科學的基礎性指標，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非科學發展的多方面表現差不多都與這個比重偏低有關。
判斷勞動者報酬比重是高是低，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就是這個比重在同一類國家的平均數值和全世界的平均數值。這個平均數值主要是以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係為基礎的，因而是市場經濟的標準，而不是計劃經濟的標準。目前，發達國家勞動者報酬的比重大都在55%以上，中等收入國家一般比發達國家更高，而且大都比較穩定。
根據全國總工會提供的數據，我國居民勞動報酬的比重1983年為56.5%，2005年下降到36.7%，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1978年~2005年，資本報酬則上升了20個百分點。根據廣東省提供的勞動者報酬比重數據， 1978年~1983年在60%以上；1984年~1994年在60%和50%之間；1995年~2003年在50%和40%之間；2004年以來不足40%。2000年、 2006年、2008年分別為45.5%、38.7%、39.2%。大體來說，這個比重呈下降趨勢，20年中下降了20個百分點左右，和全國的平均數值是一致的。由國際比較可以得出結論：我國勞動者報酬比重在80年代初是適當的，而後來一路下降，目前比國際社會的平均數值低20個百分點左右，這是不正常的。
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偏低，意味著固定資產折舊、生產稅凈額和營業盈餘的比重偏高，意味著初次分配向企業和政府傾斜。企業和政府因此而增加的收入，將主要轉化為資本積累和新的投資，並形成固定資產。
三
勞動者報酬偏低必將帶來一系列直接或者間接的不良後果——
第一，勞動者報酬是居民收入的基本組成部分，由於比重偏低，直接導致居民收入的比重偏低，從而導致居民消費的能力偏低。
第二，居民消費能力偏低，總體上表現為居民消費需求不足，從而導致內需不足和國內市場相對狹小。
第三，內需不足和國內市場相對狹小，一方面導致全社會總體產能過剩和產品庫存積壓；另一方面必然迫使企業過度依靠出口，社會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外需。
第四，企業在技術、創新、品質、管理等方面缺乏國際競爭力的情況下，不得不低價傾銷，而要想獲得微薄的利潤，就必須進一步壓低工人的工資和勞動者報酬。
第五，企業既然可以依賴低工資生存，其落後的技術則免於被淘汰，從而起到了保護落後和助長粗放增長的作用。
第六，在剩餘價值規律和資本積累規律的作用下，市場經濟國家普遍存在生產相對過剩的問題，從而孕育著經濟危機，一旦爆發國際性的經濟危機(往往首先會表現為金融危機)，國際市場的需求(包括虛假需求)就會大幅度下降，貿易保護主義就會抬頭，出口就會相對地或絕對地下降，過分依賴外需就不再可行，經濟增長也會因此而大幅度下降。
第七，這時候，要想仍然保持比較高的增長速度，只有一個可能的辦法，就是大幅度地增加固定資產投資，以投資的增加彌補出口的下降。但在產能過剩已經普遍存在的情況下，投資主體必然主要是各級政府和國有企業，而不是私人投資者；這種新的投資必然主要是投向可以立竿見影的房地產開發、城市建設、基礎設施建設和重工業項目。這些項目中的一部分可能是超前的，並不符合科學發展的要求。
第八，“保增長”必須有資金支援。為此，一方面，必須實施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貸款和貨幣供給必然超常增加，因而，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必然不斷加速積累；另一方面，必然忽視代價產生的負效應，放寬對土地佔用的控制和降低對環境保護的要求。
第九，從“保增長”的短期目標出發，所有的政策措施，必將進一步向工業、交通和城市傾斜，而農業和一般居民服務業則進一步被削弱。總的結果是，產業結構進一步扭曲，比例關係進一步失調，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經濟秩序也會出現混亂。這是一個從片面追求高速度出發、從壓低勞動者報酬開始的惡性迴圈。雖然勞動者報酬偏低不是導致非科學發展的唯一因素，但它的確是一個關係發展全局的關鍵因素。
四
由上可見，努力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將其提高到正常水準，是科學發展的內在要求，是轉變發展方式的突破口和關鍵點。我們應當在“努力”上下工夫。從內在的因果關係和邏輯聯繫來看，提高勞動者報酬的比重有利於縮小收入差距、調整經濟結構和城鄉關係，因而應當擺在首位，應當更有緊迫感。
筆者認為，努力提高勞動者報酬這個比重，不僅要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而且要提高平均工資在增加值中的比重。提高這個比重，意味著調整勞動者和企業、政府的分配關係。根據目前企業的平均贏利狀況和政府收入的狀況，這種調整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中央黨校 陳文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