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脹從本質上說是貨幣過多問題，所以治理通脹主要靠貨幣政策。但當前物價上漲具有鮮明的結構性特徵，光靠貨幣政策手段是不夠的，必須更加重視運用財政政策等手段，形成合力，共同管理好通脹預期
當前物價上漲是流動性過剩、成本推動及輸入型通脹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並具有鮮明的結構性特徵：食品價格上漲較快;由水、電、燃料價格、建房及裝修材料價格、住房租金價格等要素組成的居民居住類價格上漲較快。食品價格和房價是這次物價上漲的兩個大頭，特別是食品價格成為物價上漲的主要推手。在這種背景下，光靠貨幣政策手段是不夠的，必須更加重視發揮財政政策等手段的作用，形成合力，共同管理好通脹預期。
通貨膨脹從本質上說是貨幣過多問題，所以治理通脹主要靠貨幣政策。但當前中國物價形勢複雜，貨幣政策多是對流通中的貨幣總量進行調節，對成本推動型和輸入型通脹作用有限，對當前結構性通脹的治理效果不佳。再者，貨幣政策主要作用於貨幣供應量，進而調節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故政策傳導上存在一定的時滯。此外，貨幣政策各項工具的使用和效果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理論上能回籠資金、收縮流動性，但是實際運作中部分商業銀行可通過減少超額準備金的方式來應對，其信貸收縮程度及調節效果可能大打折扣。目前大中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已達21%的歷史高位，政策空間日漸縮小。
其次，加息一要考慮到中國與其他國家利差可能引起國際“熱錢”流入，加劇流動性過剩的局面;二是考慮到加息可能會增加進口企業的融資成本，影響進口增長，貿易順差可能持續擴大，加大外匯流入的壓力;三是考慮到加息對資本市場衝擊較大，可能使投資于資本市場的資金流出。同時，在當前資金較為緊張的環境下，利率的上升並不能明顯降低貸款需求，其抑制投資的效果並不明顯。
再次，儘管從理論上說，人民幣升值可以有效抑制輸入型通脹，但現實中情況複雜，如果市場上形成了明確的人民幣升值預期，“熱錢”流入不斷增加，人民幣升值很可能對抑制當前通脹作用有限，甚至適得其反。
在目前情況下，要更加重視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對於結構性通脹，長期來看，治理的關鍵在於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其中財政、稅收等相關行業政策相當關鍵。短期來看，對供給方的直接價格補貼有利於保持商品價格穩定;財政通過控制投資方向、赤字規模，能結構性地對需求予以調節;通過鼓勵技術進步和科技創新的財稅政策，能結構性地改善長期供給，促進經濟增長;通過直接的稅收減免及價格補貼政策，也能增加短期供給。可以說，在治理當前結構性通脹中，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具有更強的針對性。
對成本推動引發的通脹，治理的根本出路在於提高勞動生產率，切斷要素價格上升轉化為大範圍、持續物價上漲的通道。因此，利用相關財稅政策可直接促進技術進步和自主創新，提高產能，增強企業消化要素成本上漲的能力，促進企業發展方式的轉變，從而在源頭上控制產品價格上漲。
對於持續貿易順差引發的通脹，利用進口和出口關稅可直接調節外貿企業進出口的數量。比如，我國從2011年1月1日起，對600多種資源性、基礎原材料和關鍵零部件產品實施較低的年度進口暫定稅率，該項政策對鼓勵進口、減少貿易順差、收縮市場流動性具有積極意義。
由於貨幣政策是總量政策，很難解決結構性的問題，應對結構性通脹，財稅政策因其針對性強和輕重可調節性而具有明顯優勢。對於因食品價格上漲過快而形成的結構性通貨膨脹，財政政策可通過加大財政投入和稅收優惠來增加供給，改善供求關係，平抑價格上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