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民企稱“央企是國家親兒子，我們是野兒子”，這種說法帶有“自卑”的情緒化色彩，但也源於民企時常遭遇不公正待遇。而要消弭這種情緒，就必須設法給予民企和央企近乎平等的社會經濟地位。
近日，一位民營企業家人大代表在江蘇代表團的討論中稱，“央企是國家親兒子，我們是野兒子”，歷陳當下民營企業所遭遇到的諸多不公正待遇。
雖然“野兒子”說法帶有情緒化色彩，但也從側面說明民企發展，確實到了極度艱難時期，其中最顯著的是融資渠道狹窄和準入門檻過高。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以中小企業為代表，正在普遍遭遇融資困境，不少企業被高利貸市場所綁架，而他們無法像央企、國企那樣，輕易地得到銀行系統的支援。縱使能夠獲得一定融資支援，民營企業所需支付的融資成本，也要遠遠高於央企和國企。由此，民企選擇的只能是高利貸和地下錢莊。這就使得很多企業資金鏈只要稍微出現緊張，就很容易出現系統性的危機。
2005年和2010年，國務院相繼出臺了加快民營資本發展的新舊36條，但是至今執行力度不夠，國有資本仍然在狂飆突進，民間資本出路越來越狹窄。
民企之所以長期競爭力薄弱，未能出現較多能夠與第二大經濟體相匹配的大公司，其關鍵還是在於大量的產業和市場都掌握在國有資本手中，稍微利潤高一點的行業，民企都沒法獲得市場準入。新36條儘管提出了允許民營企業進入金融、電信、基礎設施等領域，但至今未看到更為細化的實施細則和現實案例。
基於此，“野兒子”的說法有其合理成分。而要消弭這種情緒，就必須設法給予民企和央企近乎平等的社會經濟地位。
早在13年前，非公有制經濟是中國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就已經寫進了憲法，中國企業家理應平起平坐，而不應該有過於明顯的親疏之分。拘泥于體制糾纏、身份界限，不平等地對待民企，不僅無益於形成良性的競爭體系，激活社會資本潛力，而且嚴重阻礙實體經濟的振興，反而會讓民間資本不得已以熱錢形式存在，做大資產泡沫。
改革開放以來，民企為中國經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目前對GDP的貢獻率已經超過了六成，申請了大量的發明專利，更是解決就業的主力軍。沒有民企的繁榮，失業問題只怕會更加嚴重。當此之際，切不可繼續挫傷民企積極性。
從經濟轉型大計而言，沒有民營企業帶來的實業繁榮，進而實現藏富於民，就不可能真正啟動內需。告別依賴信貸和泡沫支撐的惡性增長路徑，就從給予民營企業相對公平的地位開始。
現實選擇應是，加大金融改革力度，化解融資難題，更要處理好國有資本和民間資金的“進退”問題；有利潤的行業，大部分都必須讓民資能有公平的機會進入。唯有如此，“野兒子”情緒才能真正平息。（財經作家 倪金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