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許多新的重要論斷。我們如何理解這些重要判斷、把握中國經濟發展的“新機遇”，並在重要戰略機遇期“大有作為”？日前，記者帶著相關問題專訪了張軍教授。 本報記者楊逸淇
不久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做出了一個重要判斷：“我們面臨的機遇，不再是簡單納入全球分工體系、擴大出口、加快投資的傳統機遇，而是倒逼我們擴大內需、提高創新能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機遇。”
我們究竟如何解讀這個重要判斷？如何把握中國經濟發展的“新機遇”？如何在重要戰略機遇期“大有作為”？日前，記者帶著相關問題專訪了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張軍。
張軍認為，十八大已對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做出了戰略佈局，其中特別指出了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要性。這就要求中央政府切實啟動新一輪的經濟體制改革。
他指出，制度經濟學告訴我們，經濟體制其實是有機的，如果讓壞機制不斷膨脹的話，它會像癌細胞一樣，不斷侵蝕正常機體的發展。這提醒一國政府，要使經濟有一個持續的發展前景，就必須不斷地去清掃體內的“垃圾”。如果不能不斷地去改革體制、革除利益集團的存在，經濟的後續發展就非常困難。
制度經濟學研究成果同樣也拓展了人們對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過程的認識。張軍指出，1980、1990年代，大家關心的是如何從計劃體制走向市場體制；今天，大家更關心怎麼更好地維持和發展市場經濟體制中基礎性的制度要素，如智慧財產權保護。
張軍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已經發生類似“動車組”的變化，中西部地區與沿海地區一樣將成為經濟增長引擎，未來10年、20年，中國經濟的增長點或增長極會變成“多點給力”、“多極支撐”的局面。他相信，中國經濟總量將在2016年趕上美國，而城鎮化也將解決中國經濟失公的問題。
張軍是當今中國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他用中、英文發表了大量有關中國經濟的研究論著，在中國的工業改革、經濟轉型和增長等研究領域享有聲譽。他也是國際上十分活躍的中國經濟學家，是世界經濟論壇的特邀演講嘉賓，曾在倫敦經濟學院、康橋大學、牛津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從事講學和研究工作，參與過世界銀行、福特基金會、歐盟等機構的研究與諮詢項目。張軍目前還擔任Journal of the Asi a Paci fi c Economy等4種國際期刊以及《經濟學（季刊）》等20多種中文經濟學期刊的編委或學術委員。
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多點給力”、“多極支撐”
文匯報：不久前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做出了一個重要判斷：“我們面臨的機遇，不再是簡單納入全球分工體系、擴大出口、加快投資的傳統機遇，而是倒逼我們擴大內需、提高創新能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新機遇。”我們究竟如何解讀這一判斷？
張軍：十八大對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做出了戰略佈局，其中特別指出了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要性。為此，報告提出要著重解決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促進公平競爭，大力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加快推進城市化進程，解決好經濟發展中阻礙城鄉一體化和福利公平分配的體制性問題；報告還強調了在新的條件下加快產業結構升級和推進創新的重要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新機遇，正是上述戰略佈局的前提。這就要求中央政府切實啟動新一輪的經濟體制改革。
文匯報：未來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到底在哪，經濟學家們對此眾說紛紜，有的強調基建投資，有的強調企業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也有的看好服務業、尤其是高端服務業。您的觀點如何？
張軍：很多人在談論中國經濟增長點的時候，關注的是產業，探討什麼產業會成為下一輪經濟的增長點。我覺得，我們應該改變這個思路。我們暫且把產業放一邊，先看地區。中國92%-93%的出口集中在沿海地區，85%的外資落戶在沿海地區。所以說，過去20年，沿海地區已經變成整個中國經濟列車的“火車頭”。但是，在2008年次貸危機、2010年歐債危機之後，中國經濟總體上單一增長、靠沿海地區大規模基建投資和出口導向支撐經濟超常增長的格局發生了階段性轉化。換句話說，沿海經過了20多年的超常發展之後，今天進入到產業升級這樣一個階段。中國幅員廣大，如果我們從歷史發展的高度來看，就可以發現：未來10年、20年，中國經濟的增長點或增長極會變成“多點給力”、“多極支撐”的局面。這有點像“動車組”。
文匯報：“動車組”這個比喻很新鮮，請您再詳細解釋一下。
張軍：人們常說：“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然而，與只靠一個車頭拉動所有車廂的傳統火車不同，“動車組”的動力是分散化的，動力系統不僅僅是在車頭上，中部、尾部都有動力系統。火車運作時，所有車廂都給力。這種多元化、分散化、均衡化的動力結構，使動車跑得又快又穩。我認為，中國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到今天，經濟增長的動力不但沒有衰減，而且它的動力結構已經並繼續在發生類似變化，中國經濟發展因此進入“多點給力”、“多極支撐”的“動車組時代”。
文匯報：英國《經濟學人》曾把中國地方GDP與世界國家作對比。比如，上海的GDP和芬蘭差不多，而寧夏的GDP則相當於衣索比亞。這種對比為中國各地在評估自身經濟水準和制定發展目標時提供了一種直觀的參考標準。您認為中國是否能夠將經濟引擎逐漸轉移到內地省份？
張軍：我一直講，如果把中國經濟看成一列火車的話，過去20多年沿海地區作為“火車頭”，拉起了整列火車。現在看起來，增長的動力已經開始從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沿海地區不可能繼續領跑，客觀上要求產業資本向中西部轉移。所以，我的看法是，未來10年，我國中西部大幅度的、跨越式的增長時代已經到來。在這個格局裏面，我們再來看產業結構的調整。很明顯，從沿海地區到中西部地區是一個“雁陣式”的梯度結構。中西部地區和沿海地區的差距基本上就是20年。沿海地區不可能再去做中低端的製造業，所以大量的加工出口產業要麼到境外去，要麼往中西部地區走。在過去5年裏，大量的產業開始往中西部轉移。我想，隨著進一步開放，沿海地區會有更多高端的產業資本落戶，會有大規模的先進製造業和服務業崛起。中西部地區將以發展中低端的製造業帶動當地經濟。為了做好承接產業轉移這篇大文章，中西部地區要把基礎設施準備好，同時要提高政府效率。
文匯報：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多年後，會面臨如何向低速增長模式平穩過渡的問題。當年的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都沒有應對好，出現了增速“跳水”。日本在1972、1973年經濟增速陡然從9.6%下降至4%，從此開始了長達20餘年的經濟衰退。中國經濟增長能否平穩轉型？
張軍：中國跟“東亞四小龍”不一樣，跟日本不一樣。中國市場比較大，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優先發展沿海地區，這是鄧小平在1985年反覆強調的發展戰略。東部沿海地區率先發展，逐步帶動中部西部發展。當時經濟學界把這一戰略概括為“梯度發展戰略”。現在到了這樣一個階段：我們需要尋找“多點支撐”的發展動力。這個現象非常明顯：儘管東部地區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到一位數，但是中西部地區還是兩位數的增長。這也是為什麼金融危機之後，“金磚五國”中只有中國經濟保持了接近8%的增長，其他國家都跌到5%以下。中國經濟遭受的打擊之所以這麼小，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西部地區不怎麼受外部震蕩的影響，所以，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還是很大。
中國經濟總量將在2016年趕上美國
文匯報：現在，無論是中國還是國外，甚至美國的學者或研究機構，都開始在談中國經濟總量何時超過美國的話題。根據您的研究，哪種預測方法比較科學？哪個研究結果是比較可信的？
張軍：如果我們要做兩個國家或者多個國家之間的橫向比較的話，我認為，在所有的方法中，用“購買力平價法”是最符合實際的。但是，即使大家都用購買力平價法來研究，並不等於說會得出相同的結論。其原因在於研究者對價格水準的估計不同。使用“購買力平價法”都要用到一個價格指數。就是說，必須對兩個國家的物價水準做出一個相對比較客觀的資訊採集。這是比較困難的事。
現在大家用的是美國賓州大學一個叫“世界表格”的數據庫。這個數據庫通過對中國十幾個城市的物價資訊抽樣調查，估算出中國的物價水準。有的研究者會認為，它只調查了大城市及其郊區，沒有調查偏遠的農村。如果這樣的話，中國的實際物價水準沒有它估計的那麼高。如果把價格水準調下來了，那麼GDP總量就上去了。去年美國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薩勃拉曼尼亞發表了一項研究結果，即按“購買力平價法”計算衡量，中國經濟已于2010年超越美國。他認為賓州大學的“世界表格”的數據高估了中國的價格水準，所以，他把價格往下調了20%，於是GDP就增加了20%。而有更多的機構則預測，到2016年，中國的經濟總量跟美國相當。我認為，這個結論是可信的。
文匯報：GDP是經濟增長的結果，不是經濟增長的目標，為什麼會成為宏觀經濟中最受關注的經濟統計數字？有學者認為應當提高實體經濟在我國經濟總量中的比重，您怎麼看？
張軍：所有的經濟活動都創造附加值，GDP反映的是國民經濟各部門的附加值。它是目前為止經濟學家發明的核算一個國家千差萬別的經濟活動總量的一個最簡單的方法。GDP的核心就是去核算各种經濟活動創造的附加值，跟實體經濟佔多大比例、或者金融貿易服務業佔多大比例沒有關係。美國是一個服務業佔比很高的國家，但是它可以用GDP的方法來核算經濟總量。中國是一個實體經濟佔比高的國家，也可以用這個方法。GDP雖然不是萬能的，但是它跟一個國家的國民受教育程度、人力資源水準、識字率、期望壽命等等這些人類發展指標高度正相關。這說明GDP基本上是尋找到了正面地度量一國經濟活動的一個正確方法。
文匯報：目前關於中國經濟的一種非常流行的觀點就是所謂“內需不足”，特別是消費的嚴重不足。另一方面，“雙十一”網購銷售額高達191億元，中國消費者的消費熱情和消費能力超乎想像，同時也說明中國內需市場還有很大空間可挖。您如何看待中國的消費需求？中國經濟能否從過度投資向消費驅動增長轉變？
張軍：我強調一下，從經濟增長的源泉來講，只有投資是增長的源泉，消費不是源泉。第二，投資和消費不是對立的。我們政府做了很多基礎設施的項目，比如建高速公路、造地鐵，這些是投資，同時又是消費。因為這些投資完成之後就提供了服務，全社會都在消費這個服務、購買這個服務，等於大家在消費公共產品。所以，投資跟消費事實上是分不開的。投資下去就創造就業，創造就業就創造收入，創造了收入才能有消費的增長。我覺得流行的所謂“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觀點完全是錯的，不但邏輯不通，而且它把消費跟投資對立了起來，好像要壓投資，才能擴消費，這就會完全誤解整個經濟增長的邏輯。
“中國是消費不足的國家”的觀點也不正確。什麼叫“不足”？怎樣才算“足”呢？評估消費跟投資，最重要的是要看：目前我們這麼多投資這麼多消費，經濟是不是在健康地增長？現在中國經濟本身增長很好，過去20年增長10%以上，這說明消費跟投資吻合得很好，消費跟投資是相互促進的。有投資可以促進消費，有了消費、有了市場又可以促進投資，兩者是孿生的。
文匯報：與流行的關於中國正在盡享“改革紅利”的說法不同，您指出，原來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本條件”正在發生戲劇性的變化。那麼，中國經濟如何適應新的成本條件，實現新的增長？
張軍：中國是一個比較大的經濟體，所以，成本條件的變化其實不是全局性的。比如沿海在2004、2005年的時候首次出現“招工難”的現象。可是中西部地區沒有遇到這個問題。相反，沿海地區“招工難”，恰恰是因為中西部地區經濟開始起飛了，很多勞動力不需要到沿海來了，可以就地找到就業機會。所以，成本條件的變化在各個地區之間是有落差的，而正是這種落差使中國整個產業結構的變化具備了非常好的基礎，為我們尋找“多點給力”、“多極支撐”的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轉變環境。
城鎮化要解決的就是經濟失公的問題
文匯報：您在與朱天教授聯合署名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國經濟並不存在結構失衡，而是失公。失公表現在哪些方面？如何解決失公問題呢？
張軍：中國經濟的失公不僅表現在收入與財富分配上的貧富懸殊，還表現在社會福利分配上的不均。比如，現在城市裏面差不多已經有3億農村人（不算家屬），可是他們沒有城市戶口，他們的孩子不能在城市享受基礎教育和醫保的平等權利；他們繳了很多社保的錢，但一旦離開，卻帶不走；而且，農民離開農村後，他們的土地帶不走，產權又不是他們的，所以，這塊土地對他們就沒有價值了，不能變成流動人口的財富。這些就是我們所說的失公問題。
我們的改革通常叫“增量改革”。不像俄羅斯那樣推倒重來，中國的發展是在原來的體制裏面靠增量的方法來實現的。失公的現象是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今天，這些問題必須提上改革的議事日程。十八大報告將城鎮化視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載體之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城鎮化要解決的就是失公的問題。政府會制定非常重要的政策來推動戶籍制度、土地產權制度的改革和城鄉一體化發展，從而扭轉失公的現象。扭轉失公現象不僅僅是解決失公一個問題，其總體上也是有利於中國經濟增長的。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們現在說社保基金缺口大，因為用的人多，繳的人少。老齡化嚴重以後，用的人更多，繳的人更少。上海現在有900多萬來滬常住人口，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年輕人，他們繳納養老基金、社保金，他們其實為上海的社保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卻沒有享受相應的待遇。解決失公問題，能讓這些勞動力更好地為我們的經濟發展創造貢獻。
文匯報：10年前，您在《文匯報》與諾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有一場關於“什麼是有效的經濟制度”的對話，其中提到了“不要使進一步的經濟發展陷入到一個腐敗化的格局”的擔憂。在您看來，當今中國經濟發展能否或者如何打破“路徑依賴”，摧毀在經濟領域裏形成的牢固的既得利益格局？
張軍：一個很重要的借鑒就是，經濟在不斷發展過程當中，政治的結構不一定跟經濟發展的趨勢是完全吻合的，其中就可能會出現很多阻礙經濟發展的例子，腐敗就是一個典型的表現。最近幾年大家普遍感到腐敗現象愈演愈烈，這就暴露了我們在經濟發展中，放鬆了對制度層面的改革。制度經濟學告訴我們，經濟制度其實是有機的，如果讓壞機制不斷膨脹的話，它會像癌細胞一樣，不斷侵蝕正常機體的發展。這提醒一國政府，要使經濟有一個持續的發展前景，就必須不斷地去清掃體內的“垃圾”，不要讓其沉積下來。我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更多的財富被創造出來，同時也會滋生很多尋租、設租行為，腐敗就會猖獗。如果不能不斷地去改革體制、革除利益集團的存在，經濟的後續發展就非常困難。
文匯報：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為制度經濟學研究提供了極為豐富、彌足珍貴的案例。您覺得與1980、1990年代相比，當前我國制度經濟學研究如何才能抓住歷史契機，拓展人們對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過程的認識？
張軍：那時大家關心制度經濟學，跟中國開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有關。由於把這樣一种經濟轉型理解為兩種制度的互動，所以，大家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思考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區別，以及如何從計劃體制走向市場體制。而今天，計劃體制的殘余已經很少，儘管還存在；市場體制的架構已經形成，儘管還不完善。因此，我相信大家更關心的是如何讓市場經濟體制更完善，怎麼更好地維持和發展市場經濟體制中基礎性的制度要素。
我們現在有了很好的市場經濟架構，但是架構裏面有很多缺損的地方。比如法律的執行力度不夠，比如敗德現象層出不窮。這些問題正是今天制度經濟學關心的問題。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面臨經濟結構轉型，沿海地區必須轉化產業結構，更多地發展人力資本及技術更密集的產業。這就需要有很好的制度支撐，其中最重要的是智慧財產權保護制度。如果沒有很好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發明創造就會很少，大家就不願意把精力放到創新方面。所以，我覺得從制度經濟學含義上講，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對人力資本的保護，對企業家的創業行為的保護，就變得非常重要。（作者：張軍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