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一季度我國宏觀經濟與財政政策分析報告
“穩中求進”框架下貨幣和財政政策選擇
2012年第一季度，世界經濟總體上處於緩慢復蘇的進程之中。美國實體經濟的表現引人注目，宏觀經濟政策發揮了重要作用；歐元區經濟的復蘇前景依舊複雜。國內宏觀經濟形勢多種矛盾交織，經濟增速有所放緩，結構性物價上漲壓力較大。我國“穩中求進”宏觀調控的政策重心形成“雙著力”的格局：既著力於保持宏觀經濟形勢的穩定，又著力於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並對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調控框架與措施搭配提出了新的要求。
世界經濟的增長差異與政策分析
當前，世界經濟總體上處於復蘇的進程中。一季度，美國經濟交出了較為完美的答卷，各項宏觀指標總體向好；歐元區經濟總體表現乏力，經濟週期與部分國家的政治週期疊加，“增長優先”成為歐元區部分危機國家的新取向。
(一)美國經濟：爭議下的穩步復蘇與反危機政策綜析
一季度，在剔除通貨膨脹因素後，美國經濟實現了2.2%的增長。自2009年第3季度實現正增長以來，美國經濟已經連續11個季度保持增長狀態，宏觀經濟處於穩步復蘇期。而從失業率和C PI兩項指標來看，美國宏觀經濟在結構層面的表現也逐步平穩、平衡，通貨膨脹壓力和失業率水準都出現了較明顯的下降。這使得美國經濟數據表徵意義高度趨同，產出增長、就業增加、物價穩定，實體經濟全面復蘇的特徵進一步顯著。
從政策環境看，美國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正逐步啟動退出進程，而貨幣政策則保持穩定，僅保持低利率安排來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和激發投資意願，第三次量化寬鬆操作在年末“財政懸崖”到來前，暫不是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選項。在美國經濟走向全面復蘇的前夕，對美國的反危機政策進行必要的梳理，既能夠更加客觀的看待當前美國經濟形勢及問題，又能夠為我國“穩中求進”的宏觀調控框架提供有效的借鑒。
從橫向看，美國的反危機政策包括三個階段。即危機風險的防控階段，危機築底和調整階段，企穩和復蘇階段。與三個階段相呼應，美國以財政、貨幣政策為基礎，先後打出了四套組合拳。第一，急速的擴張性財政支出與價格性貨幣政策的組合，核心政策措施包括執行7000億美元的救市計劃和大幅度的降低利率；第二，結構性的減稅與數量性貨幣政策的組合，主要措施包括布希政府和奧巴馬政府的兩輪減稅和第一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第三，戰略性財政支出擴張和數量性貨幣政策的組合，第二輪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是其中的亮點，而奧巴馬政府以基礎設施和新能源作為投資重點的財政政策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第四，擴張性財政政策退出與價格性貨幣政策的組合，擴張性財政政策按照先減少支出，再退出減稅的方案逐步回歸正常的財政狀態；而貨幣政策則需要繼續扶持市場主體，並兼作緩衝。
從縱向的角度來看，美國宏觀政策體系堅持了三條政策基準線：一是確保實體經濟不受過度衝擊和影響的基準線，二是堅持保全金融市場定價能力的基準線，三是保持宏觀層面的風險和收益動態平衡的基準線。
(二)歐元區經濟：危機風險探底與“緊縮”“增長”政策之爭
一季度，歐元區經濟形勢仍處於衰退的進程之中，實體經濟增長受到了主權債務危機的顯著影響，表現為明顯減速的情況，經濟增速只有0.5%。主要經濟先行指標均呈現負增長狀態，4月製造業的採購經理人指數(PM I)值為46，為2009年6月以來的最低值，綜合PM I值為47.4，而消費者信心指數為-19 .9，景氣指數為92.8。分國家來看，一季度陷入衰退的有8個國家，即西班牙、比利時、希臘、愛爾蘭、義大利、荷蘭、葡萄牙和斯洛維尼亞，此外，非歐元區的歐盟國家中英國、丹麥、捷克也陷入衰退。在經濟增長形勢嚴峻的同時，歐元區就業狀況和通貨膨脹水準也表現出嚴峻的形勢，在具體指標上甚至形成類似于“滯脹”的情況，一季度末失業率攀高到創紀錄的10.9%，而C PI也保持在2.6%的水準，遠高於歐洲央行的2%控制目標。
雖然經濟形勢仍然有所惡化，但隨著歐元區各國財政紀律的加強和反危機政策體系的建立，歐元區的危機形勢得到了有效的遏制。美歐之間的財政貨幣政策失衡和中心國家與週邊國家間的權利義務失衡得到了有效糾正；作為《馬約》重要補充的“財政聯盟契約”得以達成並簽署，主要中心國家的訴求得到了良好的體現；美國、IM F和其他主要經濟體開始深度參與歐債危機的解決進程，已形成美元流動性互換和IM F特別救助基金兩項重要的機制。總體上，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將得到有效控制，目前已基本處於風險的“谷底”，歐元區主要國家的政策重點將由危機防控轉向經濟復蘇。
由於各國危機形勢的不一致，導致部分國家危機風險已明顯探底，而另一部分國家仍處於危機深化的慣性之中，從而增加了問題的處置難度，這需要考驗德國等中心國家的判斷、統籌和協調能力，提升前瞻性，注重靈活性，實現歐元區經濟的早日復蘇。
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和主要問題辨析
一季度，我國經濟增速進一步趨緩，但仍處於合理的區間。從經濟構成因素看，實體經濟增長、產業結構調整、最終消費、房地產投資、物價穩定和居民收入等問題仍是我國宏觀經濟運作中需要關注的關鍵性問題。
(一)經濟增速逐步放緩，實體經濟形勢有所好轉
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107995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8.1%。我國已經連續11個季度增速保持在8%以上。值得關注的是，根據2011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牢牢把握髮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的精神，我國經濟增速放緩除了有擴張性政策刺激逐步退出的原因之外，還包括在實體經濟替代資產經濟的初期所表現出來的自然減速原因。由於資產經濟的整體性特徵，在實體經濟重歸擴張軌道而資產價格下降的初期，實體經濟增長對資產經濟回落的補充效果並不好，必然表現為經濟增速的下滑。這種下滑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政策導向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階段，是正常的、健康的，當然也需要防範由此而產生的有效需求不足和“滯脹”風險。
(二)消費增速放緩，消費促進政策開始逐步退出
一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9319億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0.9%，消費增速有所放緩，相較于2011年同期，下降1.5個百分點。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既有經濟的內部原因，也有政策退出因素的影響。從政策退出的原因看，具有較充分的合理性。以家電補貼政策為例，家電產品屬於耐用消費品，具有透支未來消費能力的特點；而家電企業的競爭力來自於產品創新和良好的市場需求支撐，過度推行家電補貼政策易導致家電企業將主要精力放在家電下鄉和家電以舊換新的產品上，阻礙了企業的正常研發活動的開展。
(三)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回落，住宅市場初步進入“拐點期”
一季度，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10927億元，實際增長20.7%，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10 .6個百分點。其中住宅投資增長19.0%，分別回落11.2和18.4個百分點。從房地產的結構比例看，住宅市場的投資和銷售增速明顯下降，如果剔除保障性住房因素，該下降趨勢將更為明顯，住宅市場已初步進入“拐點期”。從一季度的情況看，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30122萬平方米，增長35.5%，增速比上年全年提高9.4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提高19.5個百分點。而房地產開發企業本年資金來源20847億元，同比增長8.2%，比上年同期回落10.4個百分點。其中，國內貸款增長12.6%，自籌 資 金 增 長2 5 .0 %，利 用 外 資 下 降22.4%，其他資金下降8.0%，考慮到房地產信託再融資渠道的緊縮，中小型房地產企業一季度的資金鏈已經出現明顯緊張，不排除在二季度末形成大量降價出售存量房源償還貸款和信託產品的安排。這樣，住宅市場將逐步由銷售“拐點”、投資“拐點”過渡到價格“拐點”，實現房地產市場的宏觀調控目標。
(四)居民消費價格同比漲幅回落，物價上漲壓力仍較明顯
一 季 度 居 民 消 費 價 格 同 比 上 漲3 .8%，漲幅比上年全年回落1 .6個百分點，比上年同期回落1.2個百分點。其中，城市上漲3.8%，農村上漲3.8%。儘管物價形勢有所緩解，但物價上漲的壓力仍較突出。首先，龐大的貨幣存量仍是導致物價上漲的重要原因。其次，輸入性通貨膨脹壓力有所上升。2012年以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有所回升，特別是國際能源價格上漲明顯，這將推動國內原材料價格和能源價格上升。第三，食品等商品的市場供給和流通仍存在缺陷，成為誘發結構性通脹，進而影響消費者心理的重要因素。
(五)城鄉居民收入保持較快增長，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縮小
一季度，城鎮居民每人平均總收入7382元。其中，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6796元，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9.8%。農村居民 人 均 現 金 收 入2 5 6 0元 ，實 際 增 長12.7%，連續第9個季度高於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速，有利於縮小城鄉間的相對收入差距。在城鄉相對收入差距縮小的同時，城鎮和農村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也有所縮小。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5658元 ，低 于 平 均 值1 1 3 8元 ，同 比 增 長14.2%，快於平均值增速0.2個百分點；農村居民每人平均現金收入中位數1872元，低於平均值688元，同比增長20.3%，快於平均值增速3.3個百分點。
(六)對外貿易形勢嚴峻，雙向投資地位得到加強
一 季 度 ，我 國 對 外 貿 易 總 額 達 到8592.2億美元，同比增長7.2%；其中，出口 貿 易 總 額 為4 3 0 0億 美 元 ，增 速 為7.6%；進口貿易總額為4292億美元，增速為6.8%；順差僅為8億美元。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明顯快速增長，雙向投資地位得到加強，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65.5億美元，同比增長94.5%。我國引進外資規模和新設外商投資企業數量略有下降，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5379家，同比下降9.4%；實際使用外資金額294.8億美元，同比下降2.83%。
我國財政收支狀況
一季度，我國財政收入總體狀況良好，財政收入保持適度快速增長，支出進度明顯加快，資金效率得到提升。具體情況如下：
全國財政收入29976.25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850.51億元，增長14.7%。其中，中央財政收入14642.5億元，同比增長12.1%；地方本級收入15333.75億元，同比增長17.3%。財政收入中的稅收收入25857.81億元，同比增長10.3%，佔財政收入的比重為86.26%，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全國財政支出24118.05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064.48億元，增長33.6%。其中，中央本級支出3841.98億元，同比增長22.7%；地方財政支出20276.07億元，同比增長35.9%。
我國宏觀調控的“穩中求進”框架
面對複雜的國際經濟形勢和國內經濟運作中的深層次矛盾，我們必須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三者之間的關係，以改革來推進發展，以穩定來保障改革，以發展來提升穩定。因此，當前“穩中求進”宏觀調控的基本框架應是既要著力保持經濟的穩定快速發展，又要著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一)宏觀調控“穩中求進”框架下的貨幣政策安排
1.充分發揮信貸政策作用。促進信貸政策與產業政策協調配合，鼓勵企業更新和購入新型生產設備，鼓勵企業開展生產工藝創新；繼續支援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建設；落實好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平穩發展；為市場主體提高自主投資意願創造條件，支援“三農”和中小企業發展，改善其融資狀況。
2.主動發揮利率政策作用。要通過合理的利率設計支援基礎設施建設和基礎產業發展；積極推進利率市場化，確定利率市場化的基本路徑和方法，形成科學合理的基準利率曲線；適度聯通香港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的利率定價機制，增大金融市場的利率彈性。
3.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利用當前人民幣匯率水準趨近均衡匯率的有利時機，在已經實現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日波動幅度達到1%的基礎上，進一步改革“貨幣籃子”，重新核定主要幣種的類型和權重，在經濟復蘇期可考慮適度調高日元的權重，以避免人民幣快速升值和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的直接影響。
4.積極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探索個人跨境人民幣業務；實現人民幣與周邊主要貿易夥伴貨幣的銀行間市場區域交易，對部分有顯著區域性影響的非主要國際儲備貨幣開展銀行櫃檯直接掛牌交易；啟動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試點工作，進一步擴大規模；繼續加大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對象和規模，增加國際金融市場對人民幣資產的需求。
5.擴大金融市場規模，提高金融市場效率。要進一步擴大金融債券、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等發行規模；增加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的境內金融機構主體，逐步推動境內企業赴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加強債券市場監管協調，推動信用評級規範發展；加快銀行間市場產品創新和規範發展；完善並優化人民幣對外匯期權交易；進一步完善存款保險制度方案，做好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準備工作。
6.適度增加人民幣供應量。目前可考慮採取兩種方式增加人民幣的發行規模，一是採取下調存款準備金的方式對衝外匯佔款增速的下降，二是採取結構性的公開市場操作措施或其他激勵手段，引導信貸資金向戰略性新興產業、小型微型企業和技術設備改造的方向轉移。但受到M 2存量過大的影響，近期人民幣投放規模不易偏大。
(二)宏觀調控“雙著力”框架下的財政政策安排
積極財政政策在當前宏觀調控中佔有主動地位。當前，應積極運用財政政策措施，加大政策力度，在穩定經濟發展、推動發展方式轉變、優化稅制等三個方面發揮作用。
1 .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物價基本穩定的財政政策。要把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有效防範經濟運作中的潛在風險放在重要位置；要採取措施努力擴大消費需求，著力優化投資結構，促進外貿穩定發展。要結合財政職能做好完善鼓勵居民消費政策。發揮財政投資對民間投資與結構調整引領作用，優先保證重點在建、續建項目，有序推進國家重大項目開工建設，形成投資與消費的良性互動。積極試點外貿政策的財稅支援方案，優化出口退稅政策，支援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引導加工貿易向產業鏈高端延伸、向中西部轉移，支援服務貿易發展。
2.推進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發展方式轉變的財政政策。要支援提高科技創新能力，支援加快建設國家創新體系、提高企業創新能力，促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推動經濟發展更多依靠科技創新驅動。要優化資源配置，支援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建立促進新能源利用的機制，支援發展新一代資訊技術，有效促進發展高端裝備製造、節能環保、生物醫藥、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等產業。此外，還應積極改進技改資金的規模和投入方式，促進傳統產業改造升級。
3.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要開展好提高增值稅、營業稅起徵點等減輕小型微型企業稅費負擔政策，對小型微利企業進一步實施所得稅減半徵收優惠政策的研究和評估；要深入推進營業稅改徵增值稅的改革，穩步擴大試點範圍，促進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發展；要研究擴大物流企業營業稅差額納稅試點範圍，完善大宗商品倉儲設施用地的城鎮土地使用稅政策，以及進一步完善蔬菜等農產品的批發、零售免征增值稅等政策，減輕物流企業和農產品生產流通環節稅收負擔；要做好降低部分進口商品關稅，增加能源資源性產品、先進設備和關鍵零部件進口的工作。(閆坤 張鵬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財政部科研所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