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19日召集該市68家金融監管機構及金融機構開了一個“協調聯席會”，委託“一行三會”在渝機構為重慶“西部金融中心”目標做規劃。
會上，重慶市市長黃奇帆提出了重慶金融改革的一些思路和設想：即2015年前，重慶市市屬3家銀行中間業務費佔總收入比要提升至25％~30％。
此外，他還為當地金融機構“打氣”稱，中國至少還有3套3萬億美元的抵禦經濟風險的“防彈衣”。
委託“一行三會”做規劃
“大家注意一下，學習一下深圳、溫州，或者現在廣東，它們都在搞金融改革或者發展規劃。”會上，黃奇帆就當地金融改革向與會者提問，“我們下一步應該有什麼？”
重慶市于2007年獲得“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資格。2009年，國務院下發《關於推進重慶統籌城鄉改革和發展的意見》（國發【2009】3號文），其中有多條有關金融改革的政策，包括設立六七個要素市場，金融結算、銀證保改革及農村金融改革等。
“現在沿海地區搞的有些金融改革，我們‘3號文件’裏都有，這幾年都是根據這個展開。”黃奇帆說，“我們不一定要有‘金融改革試驗區’這頂‘帽子’，但實質性內容要有進展。”
所謂“實質性內容要有進展”，是指重慶計劃推進的西部金融中心建設，並在2017年兌現此目標，以及當地政府想借助“一行三會”在渝分支機構的力量，促進地方金融改革。
“除了原來歸納的一種體系，如銀證保、非銀行金融機構、要素市場這種板塊分類之外，能不能考慮根據行業來擬定相關規劃和政策？我們在產業金融服務上怎麼搞？科技金融服務怎麼搞？農業金融怎麼搞？”黃奇帆說。
目前重慶市政府正委託“一行三會”在渝的分支機構草擬有關重慶金融業發展的規劃和路徑，預計此規劃將在3個月後的新一輪該協調聯席會上討論。
銀行改革：不靠利差吃飯
黃奇帆還在會上就銀行、證券、保險、信託四大行業存在的問題發表了看法，並就此提出了重慶版金融改革的一些思路和設想。
其初步構想是：要求重慶市屬3家銀行在2015年前，將中間業務產生的收益佔總收入的比重，由目前的幾個百分點提升至25％至30％，借此反向刺激其他銀行跟進；要求西南證券突破現有的發展思維，在現有的IPO、自營業務、經紀業務基礎上，增加理財、投資及融資業務，並通過收購、兼併的方式介入銀行、保險等行業，打通全牌照通道。
此前，重慶市在提及打造金融中心時，主要提“另類金融中心”概念，即通過快速構建國內電子商務結算中心、全球離岸金融中心，以及一批吸納國內私募基金、非銀行金融機構聚集，構建一個“結算型金融中心”。
重慶市這次為什麼會選擇“銀行中間業務佔收益比例”作為改革突破口？
“我們要逼一下重慶的三大銀行，不管是三峽銀行、重慶銀行還是重慶農商行，我們給你定一個指標，到2015年，中間業務費佔總收入的比重要達到30%，至少25%，2020年到40%或者45%。”黃奇帆稱，“要有這個勇氣，如果你們帶頭，其他銀行也會跟進和超越你們。未來利率市場化以後，銀行存貸差利潤會下來，如果中間服務費用又沒有上去，銀行會有很大的困難。”
3套“3萬億美元防彈衣”
黃奇帆還就目前經濟學界唱衰中國經濟的一些“流行”觀點發表了看法，為當地金融界“打氣”。他說，現在“許多經濟專家像娛樂節目主持人一樣討論問題，經濟專家八卦化，其吸引眼球的噱頭就是唱衰中國”。
黃奇帆認為，中國對付金融危機、債務危機衝擊有殺手锏，即中國比歐美、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多了至少3個3萬億美元的調控能力。
首先中國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是對付收支平衡的重要殺手锏，“哪個國家看到我們有這一塊總是肅然起敬”。
其次，“我國政府債務只佔GDP的40%，中央和地方各佔20%，美國、歐洲的債務與GDP比是100%。通常65%是安全警戒線，我們債務餘額有25%的餘地，大致為3萬億美元，這也是我們（對）國家形勢依然看好的自信心。”
其三，“大家一定要明白，中國政府是擁有國有資產的政府，美國基本沒有，歐洲也沒有，所以它的政府一旦破產，沒有東西好賣，只能靠政府再舉新債還老債。中國的中央企業、地方國有企業算在一起是幾十萬億總資產，即使只算央企，也有3萬億美元凈資本，我們當然不是說都賣掉，是萬一有事、實在不行，賣掉一塊也是錢。”黃奇帆說。
黃奇帆認為：“中國調控有彈性，防彈衣很厚，唱衰中國的人很容易忘記這些基本特徵，把歐洲一些情況聽過來唬人，人家生病我們一起就跟著吃猛藥、吃錯藥。”
黃奇帆在給當地的金融機構負責人“打氣”時說，現在中國經濟的增長率依舊有7％~8％，在全球經濟體中仍是高增長態勢，即使遇上風險衝擊，“能夠抵禦風險的防彈衣我們還有三件，每件都是3萬億美元的概念，都很厚實。”
此外，黃奇帆還駁斥了中國人口紅利消失的觀點，他認為，中國城市化率僅為50％，城市化進程至少還有20年，用不著驚慌失措。
(據第一財經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