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邊主義困境下全球治理體系的轉型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原由西方大國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面臨深刻變革，新興經濟體的迅速發展呼籲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2016年以來，全球治理面臨著更加嚴峻的挑戰，“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去全球化”的雜音甚囂塵上，原本支撐全球治理的多邊主義身處困境，經濟全球化舉步維艱。推動新一輪經濟全球化需要建立與之相匹配的全球治理體系。

　　一、多邊主義動搖是當前全球治理的最大挑戰

　　多邊主義是二戰後維持世界秩序和平與穩定的基石。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一系列多邊主義的制度設計，為戰後國家間的合作與發展提供了平臺，經濟全球化在多邊主義的支撐下一路凱歌。多邊主義體現了全球治理多元主體協商共治的價值內涵。當前，逆經濟全球化抬頭，全球治理的多邊主義基礎陷入困境，使全球治理轉型面臨重大威脅。

　　第一，全球治理制度改革舉步維艱。近年來，世界權力結構發生深刻變革，廣大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呈現出勃勃生機。在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氣候談判、國際合作等方面，新興經濟體在多邊主義治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承擔起了巨大的國際責任。尤其是走過十年風雨兼程的G20，已不僅僅是一個應對危機的全球性經濟協調機構，更成長為全球經濟中長期結構性改革的推動者，眾多全球性議題的多邊治理平臺。但是，西方發達國家不願將更多制度的主導權讓渡給新興經濟體，包括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主義制度的改革陷入停滯。

　　第二，“保護主義”“孤立主義”抬頭，動搖著全球治理的多邊主義根基。近年來，世界經濟雖然保持增長，但貿易復蘇步履艱難，各類風險更是進入高發期。在世界經濟高度動蕩的時期，個別西方國家開始推行“保護主義”“孤立主義”，提高關稅壁壘，限制技術轉讓，在世貿組織的多邊貿易體系之外打造封閉式的小集團。然而，經濟全球化的相互依賴體系中，任何國家都無法真正“獨善其身”，推行“保護主義”“孤立主義”最終也只能是損人不利己。“保護主義”“孤立主義”抬頭的另一個後果，便是原有全球治理的領導者不願再承擔全球治理的責任。國際制度是全球治理的核心，一系列多邊主義的制度安排就是全球治理的領導者向世界提供的公共產品。當前，少數西方國家一連串的“退群”行為，正在使全球治理的公共產品出現衰退的趨勢。

　　第三，民粹主義裹挾下的民族主義，正在從國內政治的社會基礎上動搖著多邊主義的世界秩序。“反全球化”的力量曾經主要集中于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利益受損的欠發達國家，這次“反全球化”卻源於曾經的全球化領導者——西方發達國家內部。新自由主義治理模式的僵化，使西方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陡增，越來越多的財富集中在少數富人手中，中產階級萎縮，中低收入人群的實際收入增長十餘年間陷入停滯甚至負增長，西方國家的社會公平失衡。政治精英長久的自說自話、政治極化等促使大眾與精英之間走向對立。資本內化出反對自己的力量，“反建制”“反精英”“反智”的民粹主義開始席捲西方。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早已凸顯出西方國家內部社會公平問題，然而，人民對公平正義的訴求卻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和改善，民意在沒有得到有效疏導的情況下，成為民粹主義的溫床。在這樣的思潮推動下，民粹主義裹挾著民族主義出現，對外的“保護主義”“孤立主義”成為西方國家政府對內控制社會分裂的方案。

　　二、堅持多邊主義，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轉型才是糾正“逆全球化”的良方

　　經濟全球化時代，各國間客觀上已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逆全球化”本身就是原有全球治理體系失效的後果，因此，堅持多邊主義，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轉型才是糾正“逆全球化”的良方。

　　第一，推進全球治理轉型，首先需要解決治理主體多元化訴求。當前全球治理呈現出“兩難”狀況，歐美發達國家由於自身實力的衰落，一方面，參與全球治理的意願減弱，不願意繼續提供公共產品，甚至退出多邊主義的制度框架。另一方面，卻又不願看到新興經濟體在全球治理中獲得更大的話語權，這直接導致多邊主義受阻和全球治理失效。全球治理體系轉型必須體現世界權力結構的變革，廣大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需要更多地參與到全球治理中來。無論大國小國、強國弱國、富國窮國，都可以平等地在多邊主義框架下協商合作。

　　第二，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轉型，需要堅守多邊主義精神，解決制度改革、創新和法治化訴求。多邊主義制度體系是全球治理的基石，沒有制度體系的改革和創新，全球治理體系轉型便無從談起。

　　全球治理制度的改革不僅需要體現權力結構的變革，同樣需要尋求最大多數國家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實現互利共贏。同時，在原有全球治理制度設計的盲區，積極推進制度體系的創新和創設。隨著新的全球性問題不斷出現，越來越多的議程需要新的制度供給，以應對共同威脅，維護共有利益。例如，中國發起的亞投行，就是對基礎設施合作這一治理空白領域的制度化創新。

　　同時，要以法治化推進全球治理“善治”目標的實現。只有對國際法的尊重，只有在國際法律制度的框架下開展國家間的合作與交往，才能保證國際關係的公平原則。例如，互相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和平共處等，正是在這些基本原則的約束和協調下，國際社會的基本秩序才得以順利運轉。因此，尊重國際法基本準則，堅持國際社會的法治化，才能真正保障全球“善治”的實現。

　　第三，推進全球治理轉型，需要以多維化全球治理價值體系為支撐。首先，要強化改革和豐富全球治理體系的治理理念。任何形式的全球治理理念，實質上都是主導國國家治理經驗在全球層面的投射。比較更多國家成功的治理經驗，興利除弊，尊重不同國家不同發展治理模式的選擇，強調不同價值訴求之間的包容性和互聯性，才是正道。其次，強調公平正義的全球治理價值，推進實現西方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公平正義，彼此間平等地參與到全球治理進程中來，尊重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對全球治理的合理訴求。

　　當前，中國反覆重申維護經濟全球化，旗幟鮮明地反對“保護主義”，堅守多邊主義，承擔國際責任，顯示出堅定推進全球治理轉型的信心和決心。在G20布宜諾斯艾利斯峰會上，習近平主席面對新形勢，對全球治理提出了包括“堅持開放合作，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堅持夥伴精神，加強宏觀政策協調；堅持創新引領，挖掘經濟增長動力；堅持普惠共贏，促進全球包容發展”在內的“四點主張”。這充分體現了中國的大國氣度和大國擔當，中國正在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為創新和優化全球治理體系貢獻自己的力量。

　　從角色定位來講，中國是全球經濟開放合作的踐行者、推動者、引領者，堅定不移地維護基於多邊主義制度體系的世界秩序。中國堅守“發展中國家”身份，與其他新興經濟體協同發展，為構建新型全球治理體系打造多邊平臺。當西方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對有效的制度公共產品供給不足時，中國接過旗幟，繼續維護原有的對經濟全球化有益的治理制度。同時，通過進一步融入現行全球治理制度以推動其改革，使制度設計多元主體之間的權力得以共用。

　　近年來，中國進一步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總結並提升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國經驗”，提高“中國治理模式”的吸引力，豐富全球治理價值的選項。習近平主席相繼提出了“共商共建共用”的全球治理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價值觀……中國在進一步凝練自身“全球治理觀”的同時，也在尋求中國與世界協同發展的最大公約數。

　　（作者單位：吉林大學行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