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總體進程
近40年來，包括“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在內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工作，在揭示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同時也要看到，要形成比較完整的中國古代文明理論，還需要付出長期艱苦的努力。
中華文明起源，不僅是我國學者潛心研究的重大課題，也是國際學術界持續關注的研究課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過幾代學者接續努力，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華文明起源於尚無文字記載的古史傳說時代，對其進行追溯探討需要依靠考古學的研究和發現。自我國現代考古學誕生以來，重要考古發現層出不窮。20世紀80年代，我國各地在新石器時代考古方面有了一系列重大發現。基於這些重大發現，學術界認為，探求中華文明的形成，應當著重研究二里頭文化之前的新石器時代。在考古學家夏鼐先生和蘇秉琦先生倡導下，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研究任務被正式提了出來。近40年來，包括“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在內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工作深入推進，對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總體進程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
中心聚落開始出現，社會的複雜化全面展開
農業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史前農業自1萬多年前萌芽以來，經過漫長髮展，至晚在距今6000多年時有了長足進步。綜合栽培作物的馴化，包括耕作、耘田、收割和穀物加工的全套農具，南方水田田畝整治和給排水構造，以及家畜飼養等多方面情況看，當時的農業已經形成一整套生產體系，成為長江、黃河以及西遼河地區人類最主要的經濟活動。農業的發展提供了比較穩定的食物，為人口增殖、社群規模擴大和向複雜化發展奠定了基礎。
從大約5700年前開始，許多地方的村落群中出現了中心聚落。例如，陜西省華縣泉護村、安徽省含山縣淩家灘、江蘇省張家港市東山村、湖南省澧縣城頭山等遺址，它們的面積達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平方米，遠大於周圍幾萬平方米的普通村落，其內部制陶、石器製造等手工業水準和分工程度也明顯高於普通村落。此外，還可從墓葬大小和隨葬品品質、數量相差懸殊等情況，看出社會成員財富、地位的明確分層，這表明社會的複雜化在聚落之間和中心聚落內部全面展開了。
中心聚落的出現是劃時代的新事物，把那些差別不大的普通村落逐漸整合成一個更大的整體。作為一個整體，它和相鄰部落建立起種種關係。於是，在聚落群內部和聚落群之間開始出現前所未有的政治聯繫。從學術研究上看，這種以一座大型聚落為中心、聚集多座普通村落的社會結構，與先秦文獻記載的五帝時代的“邦”“國”類似，茲稱之為古國。從大約5700年前以來，古國這種社會組織結構成為各地比較普遍的存在，史前中國從此進入了“天下萬國”的古國時代。
良渚文化率先進入文明階段，開啟了史前文明浪潮
大約自距今5000年前後，此前階段發生在聚落群內部的整合行為，在一些地區擴大到聚落群之間乃至整個文化區域，並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一些地方率先步入文明階段，典型代表是分佈在江浙地區的良渚文化。
近年來的田野考古揭示了良渚文化的基本面貌：由高墻環繞的規模巨大的良渚古城和古城週邊宏大的水利工程反映良渚人掌握了較高的科學技術，更意味著存在一個可以有效組織和運用龐大社會資源的強制性公共權力，並且有跡象表明這種強制性權力甚至可以褫奪他人性命。古城內部存在高規格宮殿建築。良渚社會有著複雜的行業分工和級差明顯的社會階層，城市居民除了貴族之外，也有製作玉器、漆木器等的手工業者，其按照職能、行業等組成的居民結構迥然不同於依照血緣關係形成的農業村落。古城並無從事農業生產的跡象，城內發現了大規模糧食倉儲，據此推算古城直接壟斷了大約2000平方公里範圍內的農業剩餘和其他資源，從而可知城鄉之間存在著明確和緊密的轄制關係。可以說，良渚古城是整個良渚文化範圍內最高等級的政治中心、宗教中心和手工製造業中心。
這些情況表明，良渚文化是個高度複雜化的社會，中華大地上波瀾壯闊、此起彼伏的史前文明浪潮就此開啟。大體而言，與良渚文化同時或稍晚，長江中游地區的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早期和西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其社會都呈現出向原始國家形態迅速發展的態勢。
二里頭文化誕生發展，中華文明進入王朝時代
距今約4300至3800年，在考古學上是新石器時代末期，也叫龍山時代。這期間的突出變化首先表現在文明分佈的大格局上。良渚文化、紅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這些步入文明階段的先行者先後衰落了，而黃河流域諸文化迅速提高了文明化速度，成都平原也初現文明曙光，其中尤以陜西省神木市石峁、陜西省延安市蘆山峁、山西省襄汾縣陶寺、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區寶墩等幾座規模巨大的古城令人矚目。另一個突出變化是在社會文明化的內容上。一方面，從中原到陜北，考古發掘出的暴力和戰爭相關資料明顯增多，社會處在劇烈動蕩之中。另一方面，源自中亞的麥類作物及其栽培技術，黃牛、綿羊、山羊等家畜及青銅冶煉技術于這一時期傳入中國，先到達西北地區，再傳至中原，這些新的生產要素為社會複雜化進程注入了新的動力。例如，陜北的石峁文化迅速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很可能是引進了羊這種既不與人爭食又能在黃土高原上不利於農耕的深溝大壑中飼養的家畜，從而提供了更多的優質食物資源。
這一時段的晚期，中原的龍山文化在劇烈動蕩中完成了一系列重組整合，並在廣泛吸收周圍文明先進因素的基礎上，在距今3800年左右誕生了一個新的文化，即以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區二里頭遺址命名的二里頭文化。二里頭文化分佈在豫西晉南地區，與文獻中夏人活動地域吻合，年代落在史傳夏紀年範圍內。就規模和複雜程度來看，二里頭遺址無疑是二里頭文化的都城。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還證實，二里頭的一些具有自身特徵的物品，如牙璋、玉刀、綠松石鑲嵌青銅牌飾、陶封口盉等對外有廣泛傳播。這些物品並非普通生活用器，而是禮制用器。所以，它們的傳播實為中原社會的政治禮儀、制度、思想的播散。二里頭文化立足中原又輻射四方，不僅再一次改變了中華文明的進程和格局，還開啟了以中原地區為主導、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歷史進程，中華文明遂進入王朝時代。
不斷深化研究，努力形成比較完整的中國古代文明理論
研究發現，良渚、陶寺、石峁等具備原始國家形態的文化，主要有四個特徵：一是農業、科學技術顯著發展，出現了複雜的社會分工；二是階級分化，表現為出現了貴族專有的宮殿區和墓地，同時高等級手工業製品的生產和分配為貴族所控制，社會等級制度已經形成；三是出現了作為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城市；四是社會存在著具有強制性的公共權力即王權，以及由其建立和掌控的區域性政體。這是基於中國歷史考古資料總結出來的文明標準，也是對長期缺少中國歷史內容的人類早期文明理論的重要補充。這幾條標準沒有強調國外主要是在西亞、埃及文明資料基礎上總結出來的冶金術和文字這兩項內容，表明中國史前文明既有人類歷史發展普遍性的一面，也有自身特殊性的一面。總體而言，經過近40年的探索，學術界在揭示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總體進程、階段性發展、各階段的主要內容、最早的國家特徵等問題上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但也要看到，這些成果中，描述性內容多於理論的總結和昇華，要形成比較完整的中國古代文明理論，還需要付出長期艱苦的努力。
與此同時，學術界也愈發意識到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問題的複雜性。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不僅是一個長達近2000年的歷史過程，還是一個分佈在黃河、長江全域以及錢塘江、淮河、西遼河流域等廣袤大地上的諸多地方文明構成的巨大叢體，體量為同時期世界古代文明之最，學術界早就形象地稱之為史前文化的“多元一體”。同時，這個叢體內部的各地方社會也分別有自己的文明化演進方式和特點。近年來，分別就這些地方文明的演進過程、原因機制、方式道路等開展研究，正成為新的學術熱點。這有利於進一步了解它們怎樣在彼此的取長補短、交流互鑒、融會貫通中逐步擴大發展一體化趨勢，凝聚形成中華文明的特色特點，最終形成中華文明延綿不絕和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