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古籍研究 堅定文化自信（學術圓桌）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深入挖掘古籍蘊含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規範，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古籍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加強古籍研究可以為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黨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我們要深入挖掘古籍蘊含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規範，並結合時代特點和實踐要求加以改造、補充、拓展、完善，激活其生命力，增強其影響力和感召力。今天刊發4篇文章，圍繞這一主題進行探討。
——編 者
沉潛豐富古籍 立足百家學術
豐富世界哲學思想寶庫
舒大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加強古籍典藏的保護修復和綜合利用，深入挖掘古籍蘊含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規範，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古籍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所蘊含的哲學思想凝結著古人的智慧，可以為今天的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值得深入挖掘、認真汲取。
我國浩如煙海的古籍按大類可以分為經、史、子、集四部，體現了古人在不同領域的學術思考和哲學思想。經部中，現存傳世古籍以儒家經典《六經》影響最大。從哲學思想角度看，“《書》以道事”，蘊含豐富的歷史哲學思想；“《春秋》以道名分”，蘊含豐富的政治哲學思想；“《易》以道陰陽”，蘊含豐富的宇宙哲學思想；等等。具體來看，以《周易》為代表的“三易”中系統的“陰陽”觀念、“窮變通久”、“中正、中和、時中”、“簡易、變易、不易”等樸素辯證思想和《尚書·洪范》“五行”揭示了事物相生相剋的普遍聯繫、推衍生滅的唯物觀念。子部中，《道德經》以“道”為萬物本體，以“德”為萬物生成模式，《莊子》以“相對”主義、“無為而無不為”為運動方式，共同構建起了“尊道貴德”“自然無為”的哲學體系，一定程度上展現了那個時代關於事物變化、轉化的最高認識水準。史部地理類《山海經》等書，也為我們保存了“德義仁禮信”的宇宙觀和價值觀。集部匯集了許多哲學思想的文學表達。
古聖先賢重視系統性地總結自身或一個時代的哲學思想。比如，《論語》中“志於道，據于德，依於仁，遊于藝”的構想，《孟子》中“四端”“五行”及“盡心知性”“知性知天”的闡述，《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和《大戴禮記·本命》“分于道謂之命，形于一謂之性”的定義，《呂氏春秋·不二》中“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及《屍子·廣澤》中“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的系統總結，西漢王褒、嚴君平、揚雄“道德仁義禮”的體系構建，都為我們研究古代哲學思想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可見，中華民族在創造燦爛文明的進程中，為人類文明發展貢獻了豐富系統的哲學思想。但是，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一些中外學者習慣於運用西方哲學史範式來書寫“中國哲學史”，大量關於中國哲學史的著作成為西方哲學框架下的中國哲學史敘述。當前，深入挖掘古籍蘊含的哲學思想，要有構建中國特色中國哲學史話語體系的意識。這既是我們書寫中國本位“中國哲學史”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強文化自覺、堅定文化自信的內在需要。
構建中國特色中國哲學史話語體系，可以利用典籍中的諸子學說、百家理論，展示中國古聖先賢在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時的心路歷程、思想火花和哲學思維。一是積極利用古聖先賢創造的中國古代哲學的標誌性成果進行再思考。比如，中國古代以“三易”陰陽為代表的卜筮教化和以《易傳》為代表的三才合一的實踐學說，以《道德經》《莊子》抽象的“道”為代表的形而上學，以《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荀子》為代表的“人本”“民本”和“性本”哲學，等等。二是針對中國哲學史書寫存在的西化問題，有的放矢地構建起中國本位的反映古聖先賢揭示事物本質、發展規律、運作模式和守中原理的學術範疇和話語。可以利用“三易”揭示的“陰陽”觀念，《洪范》揭示的“五行”學說，《易傳》和“蜀學”揭示的“三才”思想，孔子等倡導的“中庸”理論，儒家經典確立的“尊師重教”“學以致道”“教學為先”“格物致知”等認知途徑。三是對於道德哲學這一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的重要內容，可以利用儒、道等諸子思想資料，構建“道為之元，德為之始”“仁義禮樂”為用、“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行的道德哲學和情感哲學；利用儒墨名法對道德倫理、人文情懷、社會關係和日用常行的各種論述，梳理歸納“孝悌忠恕勤、溫良恭儉讓、恭寬信敏惠、仁義禮智信、天道命性情”等實踐倫理。
從前，孔子利用“舊法世傳之史”整理成《六經》，後世儒者通過“遊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等方式，創造性地構建起龐大的儒家學派和系統的儒學理論。今天我們也應該沉潛豐富古籍、立足百家學術，用中國的學術話語、理論框架和思維模式，在更寬廣的視野中還原出我國本來的哲學史，構建中國特色中國哲學史話語體系，進而豐富世界哲學思想寶庫，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新貢獻。
（作者為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
萬物之中 以人為貴
做好人文精神的總結和昇華
馮勝君
我國古籍歷史悠久、卷帙浩繁，承載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凝聚著古聖先賢的深邃智慧。在內容豐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人文精神是重要方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化歷來強調對人的尊重和關懷，孔子的‘古之為政，愛人為大’，孟子的‘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荀子的人‘最為天下貴’，墨子的‘兼相愛’，都強調人的自身價值。”古人云：“萬物之中，以人為貴。”新時代，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要求我們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好人文精神。我們要善於從古籍入手，做好人文精神的歸納總結、提煉昇華，為推動人的全面發展提供精神動力。
“人文”一詞，最早見於《周易》，本義是指對人進行禮樂教化。西周時期，對人的教化、人自身的修養開始受到重視。後來，孔子稱讚周王朝“鬱鬱乎文哉”，指的就是文明教化成果斐然。春秋時期，人文精神中“以人為本”的思想得到了強化。《左傳》中記載了鄭國執政子產的一個故事，大意是說因為天上出現異常天象，多個國家同時發生火災，有人主張用珍貴玉器來祭祀，被子產拒絕。因為子產認為：“天道遠，人道邇。”意思是天上的事情飄渺遙遠，人間的事情切近相關，怎麼能用“天道”來影響和決定“人道”呢？人的主體性，就這樣逐步確立起來，人文精神的內涵也隨之越來越豐富。
在個人對自身方面，人文精神強調修身。我們常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句話來源於《大學》。古人把“修身”作為教化的起點，包含著作為獨立個體的人的人格和尊嚴首先要得到承認和尊重的思想。同時，人文精神還要求在修身時把天性和修養結合在一起。《論語·雍也》中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意思是說，人如果天性勝過修養就顯得粗野，如果反過來就會顯得浮誇，只有把天性和修養有機結合在一起，才能稱得上是君子，才是真正的修身。修身要求個人高度自律、踐行諾言。《論語》中說子路“無宿諾”，意思是子路踐行諾言毫不遲疑，答應的事情就會立刻去辦。《新序》中記載的“季札挂劍”故事，也是古人“重然諾”、嚴於修身的千古佳話。
在個人對他人方面，人文精神要求包容。古人認為品行寬厚的君子，對於他人有一顆包容之心。《論語》記載，在孔子週游列國時，子路有一次沒能跟上隊伍，問種地的老農：“子見夫子乎？”老農毫不客氣地說：“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孔子聽說後不以為忤，反而稱讚老農是“隱者”。還有一個子產不毀鄉校的故事。鄭國百姓很喜歡在鄉校聚集，議論時政。有人勸子產：“乾脆把鄉校拆了吧。”子產說，為什麼要這麼做呢？百姓是我的老師啊，我為何要去拆毀鄉校呢！對此，唐朝的韓愈很受觸動，寫下《子產不毀鄉校頌》來稱讚此事。在人文精神中，既強調個人作為人的主體性，也尊重他人作為人的主體性，所以人文精神也要求彼此尊重個性差異，互相理解和包容，在此基礎上和而不同、和睦相處，才能構建起和諧的人際關係和社會關係。
在個人對人類方面，人文精神提倡大愛。《周易》中有句名言：“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意思是說，君子要像大地一樣，德行寬廣深厚，化育萬物，因此對待他人，要有一種溫情的愛意。孔子認為，君子的核心品行是“仁”，而“仁”的本質就是“愛人”。不僅要愛自己的親人，還應該愛天下之人，這就是孟子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種對於全人類的大愛，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品德，也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重要貢獻。中國古人追求的社會發展的理想狀態是《禮記》提到的“天下大同”，“天下大同”的前提是“天下為公”。放在今天可以理解為，在發展、安全、氣候等關係人類共同命運的大事上，國與國之間應該攜手合作、同舟共濟。
（作者為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所長）
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
為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滋養
杜澤遜
核心價值觀是一個民族賴以維繫的精神紐帶，是一個國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我國許多古籍蘊含著做人做事和治國理政的深刻道理，是傳播價值理念的重要媒介。我們要深入挖掘古籍中傳承下來的價值理念，堅持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精神支撐。
深入挖掘古籍中關於做人的價值理念。中華民族自古重視如何做人的教育，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等價值理念代代相傳，蘊藏在眾多古籍中，植根于中國人的精神中，體現在中國人的行為上。一是勤學多聞。古籍中提倡勤學多聞的篇段數不勝數，比如《中庸》中的“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禮記》中的“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論語》中的“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等等。二是謙虛為尚。《尚書》說：“滿招損，謙受益。”無論是學習，還是做事，都不能自滿。毛澤東同志所言“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就是“滿招損，謙受益”的現代表達。三是剛健為美。《周易》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日出日落，春去秋來，自然的運作是非常剛健、永不停息的，優秀的人也應培養自強不息精神。四是富貴以義。《論語》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孔子認為獲取財富、官位等，要通過正當的途徑，比如靠自己的真才實學，而不能用投機取巧等不講道義的伎倆。
深入挖掘古籍中關於行事的價值理念。中華民族的行事之道和處世哲學，是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古籍中記錄著大量古人關於人與人、人與社會等問題的思考，對於規範當代中國人的行為方式仍然具有重要啟發意義。一是顧全大局之道。《左傳》說：“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人世間的依存關係很多，愛護家庭、愛護社會、愛護國家，就是顧全大局。《左傳》還說：“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在風調雨順之年，預防可能發生的災害，也是一種顧全大局。二是講信修睦之道。《禮記》說：“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論語》說：“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講究信用、謀求和睦是中華民族歷來恪守的價值理念。三是善始善終之道。《詩經》警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凡事要有良好的開頭，也要追求圓滿的結局，無不以“善始善終”作為行事的正面價值判斷。四是人和至上之道。《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地利、人和都關係到行事成敗，但“人和”是排在第一位的，意味著內部團結、上下一心是行事、成事最重要的因素。
深入挖掘古籍中關於愛國的價值理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愛國主義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同心同德、自強不息的精神紐帶。”翻看儒家典籍不難發現，儒家所推崇的價值理念不僅包含“修身”“齊家”等個人層面和社會層面的要求，更蘊含著“治國”“平天下”等國家層面的要求。一方面，倡導“國家至上”觀念。《大學》說：“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既強調把個人人生同國家命運緊密聯繫起來，又將“治國”視為崇高事業。《尚書》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這句話可以理解為，只有把家庭關係協調好、讓百官各負其責，國家才能團結興旺，才有可能達到“協和萬邦”的理想治理狀態。另一方面，推崇“天下為公”理念。愛國，就會希望自己的國家變得更好，古人對理想社會有自己的設想。《禮記》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在這樣的社會裏，“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一理念與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具有內在的契合性，值得我們深入挖掘研究。
（作者為山東大學文學院院長）
煥發出新的時代光彩
深入挖掘古籍蘊含的道德規範
周 群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偉大的民族，創造了綿延5000多年的燦爛文明。在長期實踐中，中華民族培育和形成了獨特的道德規範，如自強不息、敬業樂群、扶正揚善、扶危濟困、見義勇為、孝老愛親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規範，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價值。”中國古代大量鴻篇巨制記載了古人豐富的道德理念、道德規範和懿德美行，是中華民族不斷發展的重要精神動力，值得我們深入挖掘、大力闡揚，推動全社會積善成德、明德惟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凝聚強大精神力量、提供堅強道德支撐。
準確把握歷史淵源。道德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馬克思主義認為，道德是人類脫離動物界並組成社會以後，從人類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中發生並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氏族是我們目前所能追溯到的人類道德起源最早的社會組織。中國古史傳說，早在夏王朝誕生之前，在氏族社會階段，舜讓契做司徒“敬敷五教”，即對百姓進行五種道德規範教育，並起用德才兼備的“八元”和秉性善良的“八愷”為官。《尚書》中夏王朝誕生後關於道德規範的記載就更多了，《禹貢》中有“祗臺德先”，《湯誓》中有“夏德若茲”，《盤庚上》中有“不敢動用非德”，等等。這些記載都表明，在進入階級社會前後，中國古人已開始注意並自覺利用道德來影響和調節社會生活。西周建立後，統治者從“專恃天命”的殷鑒中吸取教訓，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和“明德慎罰”的思想。周初制禮作樂，主要就是出於確定道德規範和社會秩序的目的。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古人的道德思想進一步發展，孔子提出了以“仁”為核心的道德觀，為我國封建社會居於主導地位的道德規範奠定了最初的理論和思想基礎。
深入挖掘豐富內涵。中國傳統意義上的“道德”涉及公私義利、教化德治、待人交友、人生處己等方方方面，涵蓋對國家、對社會、對人生的責任、擔當和追求。在國家層面，一方面，先哲們高度重視教化德治，把道德視為國家的根本，主張“為政以德”，如《尚書·大禹謨》提到的“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論語·為政》提出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等等；另一方面，先哲們追求的是國家利益、整體利益優先，強調要處理好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行為之道義與功利的關係，如《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提到的“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等。在社會層面，先哲們強調要樹立正確的義利觀，如《荀子·榮辱》提到的“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韓愈說的“利居眾後，責在人先”，等等；同時，先哲們還高度重視建立正確的待人接物方面的道德規矩，如《禮記·坊記》中的“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朱熹說的“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等等。在人生層面，先哲們強調要修身養德，對生死、力命、榮辱、憂樂和窮通等問題有卓然通達的態度，如《論語·衛靈公》提到的“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滕文公下》中的名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陸九淵提出的“君子遇窮困，則德益進，道益通”，等等。
充分利用思想資料。當前，要深入挖掘古籍蘊含的道德規範。一方面，需要拓寬史料來源，比如，考古發現為我們提供了長期湮沒無聞的珍貴古文獻，值得高度重視。北大漢簡《周馴》記錄了周昭文公訓誡共太子，通過所講古代聖賢歷史故事的道德含義，來闡述“尊賢”“愛士”“聽諫”“愛民”等治國之道。這樣的考古發現，能夠進一步拓寬中國傳統道德研究的史料來源。又如，少數民族古代文獻中也有不少關於道德規範的優秀思想，值得進一步深入發掘。藏族《格薩爾王傳》中的“坐在家中活百歲，不如為國爭光彩”，傣族《布算蘭》中的“助人為樂，人家才愛”，等等，都是可以利用的思想資料。另一方面，對從古籍中挖掘出來的道德規範，要結合時代要求進行創新轉化，以人們喜聞樂見的方式宣傳出去、傳播開來，讓蘊含在古籍中的中華優秀傳統道德規範煥發出新的時代光彩。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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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報 》（ 2022年09月19日 09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