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擴大內需問題的若幹思考

　　構建完整的內需體係，關係我國長遠發展和長治久安。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內需問題，堅持把擴大內需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戰略基點。習近平總書記針對內需問題作出一係列重要論述，深化了我們黨對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為新時代深入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推動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提供了科學指南。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強調要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剛剛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堅持內需主導，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列為明年經濟工作八項重點任務之首，並作出重要部署。當前內需不足是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需要結合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和擴大內需遇到的約束條件，遠謀近施從根本上加以破解。

　　一

　　內需包括消費和投資，兩者相互聯係、相互影響，都是支撐經濟運行和增長的國內市場基礎需求。所謂內需不足，是一個相對概念，一般用來描述內需增長不能滿足市場交換需要而導致產品和服務價值難以實現的情形，即消費和投資擴張的速度跟不上生產擴張的速度。2024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3.5%，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1%，低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實際增速，對經濟穩定較快增長形成了制約，這就是內需不足的表現。要知道，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這兩個指標的增速都是高于GDP增速的。

　　縱向比較看，當前我國內需不足具有階段性特徵。歷史上出現的內需不足基本上是周期性因素和外部衝擊所導致的，一旦外部環境改善、國內投資擴大，內需不足的狀況很快會得到緩解，持續時間都不長。較為典型的是在1996—2001年期間，針對1993—1994年需求過度擴張和經濟過熱進行了一輪宏觀調控，投資增速大幅回落，又遭遇亞洲金融危機對國內經濟的衝擊，投資和消費增速一起下行，導致內需不足問題比較嚴重，對就業和經濟增長產生較大影響。但隨著2001年底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國際市場的大門打開，內需不足的矛盾很快得到緩解，經濟出現了一輪高速增長。反觀當下，內需不足主要是發展階段轉變所引起的。2010年前後我國人均GDP進入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行列，工業化進入後期階段，隨後幾年經濟高速增長階段基本結束，伴隨這些階段性變化，投資和消費增速持續下行，加之國際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長期低迷和逆全球化衝擊影響，需求下行和經濟下行相互交織作用。再疊加世紀疫情的深刻影響，疫情前的2019年，我國GDP增速仍有6.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8%；疫情後的2023年、2024年，我國GDP增速下降到5.2%、5%，而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下降到7.2%、3.5%。

　　橫向比較看，我國內需不足既符合一般趨勢又有不同特點。從日本、韓國等經濟體的發展情況看，經濟高速增長階段結束後，投資、消費都持續下行，而且都經歷了經濟負增長和市場出清的大幅波動，在長達20年左右的時間里內需增長和經濟增速下降了一半左右。我國高速增長期結束以來，有力的宏觀調控政策確保了經濟社會穩定運行，2012—2024年年均GDP增速仍達到6%，但供需失衡壓力持續存在。還有一個較為獨特的情況是，與主要發達國家和多數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居民消費率明顯偏低，2023年我國居民消費率為39.2%，比2010年的34.6%上升4.6個百分點，但比2000年的47.1%下降7.9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是2000—2010年期間房地產開發投資大幅增長，居民大量購房，對消費擠出作用明顯。比如，2010年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達到31.2%，而居民消費水平只增長7.5%，比上年下降3個百分點。比較而言，我國由于沒有經歷較為徹底的結構性調整，內需增長動力不足的壓力一直較大，成為影響經濟增速的潛在因素。

　　二

　　綜合考量，當前我國內需不足具有階段性特點，是短期問題和長期問題交織、總量問題和結構問題交織、現實因素和預期因素交織影響的綜合結果，背後還有體制機制的影響。

　　一是發展階段轉變引起內需增速下行。這是對我國內需變化影響最大的因素，是符合一般規律的。從國際經驗看，一個國家在高速增長期結束之後，投資和消費增速往往都會持續回落，形成一個具有長期性、波動性特點的轉變階段。一個重要標志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大幅下行，隨著工業化中期階段的擴張性建設基本完成，大規模基礎性投資的范圍和規模隨之收縮。投資下行引起就業、居民收入變化，同時家庭的主要物質需求基本實現，大范圍基礎性消費開始減少，消費增速也隨之持續下行。這個過程中，消費結構升級促使質量需求和服務需求較快上升，而供給結構難以適應新的變化，導致結構性過剩和短缺並存。我國經濟高速增長期大致在2012年結束，這一年GDP增速下降到8%以下，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面對傳統高增長模式留下的問題和供求結構性矛盾對內需的影響，黨中央作出深入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重大部署，推動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同時避免了經濟大幅波動。但也要考慮到，發展階段轉變往往會在較長一段時期內引起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引發總供求關係失衡。

　　二是收入分配結構影響消費增長。這是導致消費不足的一個結構性、體制性因素，具有長期歷史原因。不同的收入分配結構下，經濟下行對消費影響程度是不一樣的。根據有關資料，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我國勞動者報酬佔GDP比重、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佔比均低于大多數發達經濟體。2024年，我國城鄉收入比仍為2.34倍，反映出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在已經徹底解決生存型溫飽型需求的條件下，經濟下行對低收入及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和消費會產生較大衝擊，導致消費收縮大于收入收縮。而這部分人群是我國當前消費格局的基礎和主體，其收入和消費受到影響，可能使經濟下行和消費下行的相互影響呈現放大效應。這是因為，我國進入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行列後，中高收入群體的消費傾向即進入穩定期或低速增長期，而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升級和擴大一旦受到收入制約，就會引起總體消費增速下降和擴大消費難度加大的問題。

　　三是房地產市場調整對內需產生衝擊。這既是當前加重內需不足的短期原因，也是影響內需走勢的中長期問題。我國房地產市場用20多年時間基本上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要經歷許多個房地產周期才能走完的路。有關資料表明，目前我國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積超過40平方米，高于日本、法國等國家；住房擁有率達到96%，戶均住房約1.5套，明顯高于日本、美國等國家。我國房地產業曾對投資和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現在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下行，對固定資產投資產生較大衝擊，也給居民消費帶來負面影響。因此，從短期來看，中央、地方採取有力措施穩定房地產市場，有助于增強房地產市場韌性，使供給過剩的壓力緩慢釋放；從中長期來看，改變候鳥型的城鄉人口流動，實現2億多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滿足新市民住房需求，解決老舊小區面臨的停車、充電、加裝電梯等難題，推動“好房子”建設，可以進一步激發房地產市場潛力，但這有可能是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

　　四是內需不足、價格下行和預期轉弱相互影響。這是一個經濟運行中相關變量相互影響的問題。內需、價格和預期相互影響，最突出的是影響消費信心和投資信心，導致內需下行幅度加大和時間延長。從內需與價格相互影響看，內需不足轉化為總需求不足，將引起價格總水平下行。價格下行影響企業經營和盈利，進而影響居民就業和收入，使名義消費、名義投資和名義GDP增速下滑，宏觀杠桿率被動上行，反過來加劇需求不足。從內需與預期相互影響看，內需不足本身就會影響到預期。對經濟前景的預期會直接影響個人對就業、創業和收入的預期，增加消費、投資的堵點和卡點，影響消費支出和投資選擇。特別是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體，收入預期轉弱會導致消費收縮，產生連鎖和放大效應。

　　三

　　大國經濟的優勢就是內部可循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內需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要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托國內市場，形成國民經濟良性循環”。當前，我國擴大內需政策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注重運用改革創新辦法和市場化、法治化手段。抓住就業和消費這兩個關鍵變量，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增強政策前瞻性針對性協同性，發揮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應，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力度，促進供需兩側協同發力，深入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推動投資止跌回穩，增強穩增長和防風險的基礎，確保“十五五”開好局、起好步。

　　從中長期著眼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應把政策重點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堅持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國內需不足的根本症結是總量問題、結構問題和體制問題交織影響，擴大內需必須堅持推動總量政策、結構政策、改革政策協同發力，形成綜合效果。一是把促進長期發展與應對周期波動結合起來。應對發展階段轉變引起的內需不足制約，宏觀經濟治理必須深入實施長期性需求管理政策，並與長期性供給管理政策有機結合起來。同時，應對周期性因素影響特別是外部突發性衝擊，也要把短期應急政策納入長期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協同發力的政策框架中。二是把緩解總量矛盾與促進結構優化結合起來。堅持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根本上打破結構問題和總量問題相互影響的局面，形成緩解總量矛盾和推動結構優化相互促進的趨勢，推動供給和需求實現更高水平的動態均衡。三是增強深化改革政策的引領性。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帶動其他方面深化改革，包括推進需求側改革，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為逐步壯大中等收入群體、改善低收入群體收入狀況、促進居民消費率上升提供良好制度基礎，推動宏觀調控機制改革創新。

　　第二，把提振消費、擴大投資和穩定預期結合起來。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促進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良性互動，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一是大力提振消費。提升消費能力，重點是促進結構性就業，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提高公共服務支出，擴大民生保障。加力消費政策，深入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加大直達消費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大力促進消費新業態新模式新場景發展，強化品牌引領、標準升級、新技術應用，增加優質產品和服務供給。改善消費環境，清理消費領域不合理限制措施，加快制定落實帶薪錯峰休假制度，強化消費者權益保護。二是擴大有效投資。優化投資結構，提高政府民生類投資比重，高質量推進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項目建設，完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深化投資改革，進一步明確中央和地方投資方向和重點，為有效實施重大標志性工程項目提供制度性保障，加強全過程監管。搞活市場投資，加快完善民營企業參與重大項目建設的長效機制，發揮好政府基金引導作用，增強市場主導的有效投資增長動力。三是穩定市場預期。強化物價總水平目標管理，引導價格走勢預期。深化公共產品價格改革，鼓勵產品和服務優質優價，以高質量供給化解價格下行壓力。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持續規范地方政府經濟促進行為，繼續規范涉企執法行為，打通國民經濟循環中的堵點卡點，深入整治 “內卷式”競爭。四是促進預期和消費、投資相互作用。以穩定就業、收入預期促進消費，以穩定信心和價格預期促進投資，同時用提振消費和擴大投資的政策強化社會信心，用真金白銀的投入穩定和引導市場預期。

　　第三，加強宏觀政策統籌協調的力度和效應。在近幾年的經濟工作實踐中，黨中央突出強調要更好統籌經濟政策和其他政策，將各類經濟政策和非經濟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加強各項政策與改革開放舉措的協調配合，增強政策合力。“十五五”規劃建議也強調，強化國家發展規劃戰略導向作用，加強財政、貨幣政策協同，發揮好產業、價格、就業、消費、投資、貿易、區域、環保、監管等政策作用，促進形成更多由內需主導、消費拉動、內生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這是我國宏觀經濟治理的一個重要改革和創新，特別是把非經濟政策納入宏觀經濟治理框架，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是對以西方經濟學為基礎的各國宏觀政策框架的重大突破和創新，充分彰顯了我國的制度優勢和政策活力。要更加重視發揮政策協調配合的綜合作用，強化宏觀經濟預期管理，全面穩定社會信心和引導市場預期。加強宏觀政策統籌協調，體現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本質要求，適應我國高質量發展階段完善擴大內需長效機制的客觀需要，將充分發揮強大的政策效能和快速的政策效應，持續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不斷鞏固拓展經濟穩中向好勢頭。

　　作者：郭克莎，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華僑大學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