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力破解周期性、結構性和體制性問題

　　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一個階梯式遞進、不斷發展進步的歷史過程。“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在攻堅克難中穩步前行、向新向優，經濟總量連續邁上新臺階，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明顯提升，中國式現代化邁出新的堅實步伐。同時，我國經濟發展中老問題、新挑戰仍然不少，在市場建設、科技創新、動能轉換、創業就業、收入分配等方面還存在制約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障礙。深入分析不難發現，這些障礙與我國經濟發展如影隨形，是我國經濟發展周期性、結構性和體制性問題相互交織的體現和結果。“十五五”時期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內外部環境，著力破解經濟發展面臨的周期性、結構性和體制性問題，有利于鞏固拓展優勢、破除瓶頸制約、補強短板弱項，推動事關中國式現代化全局的戰略任務取得重大突破。

　　周期性問題是經濟係統內在運行規律的體現，當前集中表現為供強需弱的階段性失衡，凸顯短期經濟運行波動與內需支撐不足的階段性特徵。“十五五”時期，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復雜變化，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國內外多重壓力與衝擊使得周期性問題更趨復雜。從國內看，經濟仍處于增長動能轉換和發展模式轉變的關鍵時期，這本身就蘊含著一定的經濟下行壓力和波動風險。國內供強需弱矛盾突出，居民消費信心復蘇的基礎尚不牢固，民間投資活力不足，社會預期偏弱的問題有待進一步改善。房地產市場調整、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化解、深入整治“內卷式”競爭等，在短期內對消費、投資、財政和金融穩定帶來一定的收縮效應和挑戰。物價水平持續低位運行，反映市場供需存在階段性缺口和銜接卡點堵點。從國際看，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全球貿易投資增長放緩，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抬頭，地緣政治衝突風險外溢，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加劇，國際金融市場動蕩，這些外部影響都將對我國宏觀經濟特別是產業鏈供應鏈和金融穩定造成周期性擾動。這些周期性因素相互疊加，放大了國內宏觀經濟運行的波動性，使得“十五五”時期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難度增加，對宏觀政策的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結構性問題是經濟發展中長期累積的深層次矛盾，當前集中表現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成為制約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瓶頸。從供需結構看，供給體係對快速變化的市場需求響應不夠及時，面對高端化、多樣化、個性化消費結構升級需求，高端產品供給能力不足和中低端同質化供給過剩並存，供需結構適配性不強。從產業結構看，傳統產業佔比依然較高、轉型升級任務艱巨，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勢頭良好但規模體量和帶動效應尚需進一步提升，現代服務業發展面臨觀念、資金、人才等多重約束，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和維護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面臨較大壓力，部分環節存在“卡脖子”風險，現代化產業體係建設有待增強。從城鄉區域結構看，農業農村現代化相對滯後，城鄉區域發展差距依然明顯，要素雙向自由流動的制度性障礙尚未完全破除，區域協調發展的協同機制仍不完善，推動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仍需付出巨大努力。從收入分配結構看，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的同步性有待加強，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需要穩步提升，城鄉、區域、行業、群體之間收入差距依然較大，調整優化收入分配制度、壯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任務艱巨。這些結構性矛盾相互關聯，影響著經濟的潛在增速、發展的整體效能和社會的公平正義，是“十五五”時期必須啃下的“硬骨頭”。

　　據文化和旅遊部數據中心測算，2026年春節假期9天，全國國內出遊5.96億人次，國內出遊總花費8034.83億元，假日遊客人數和花費均創歷史新高，展現了我國消費市場的活力和潛力，為不斷鞏固拓展經濟穩中向好勢頭注入強勁動力。圖為2026年2月16日，遊客在雲南省昆明市海埂大壩喂食紅嘴鷗。 新華社記者 浦超/攝

　　體制性問題是制約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本性障礙和制度性梗阻，當前集中表現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完善，制度供給不能很好適應培育壯大新質生產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抑制了市場活力、創新動力和資源配置效率。在市場體係建設方面，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仍面臨卡點堵點，部分領域市場分割、地方保護等問題尚未根本解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發揮不夠充分。在要素配置方面，土地、勞動、資本、技術、數據等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相對滯後，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不夠完善，資源要素在城鄉之間、區域之間、所有制之間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在經營主體發展方面，民營企業發展的制度環境仍需優化，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執行效能有待提升，部分領域準入壁壘尚未完全破除。在政府治理方面，宏觀調控的精準性與協同性有待增強，部分領域監管缺位與越位並存，財稅金融體制改革需持續深化，地方財政可持續發展機制尚不健全，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效有待進一步提升。在民生保障方面，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民生領域的制度安排還不健全，尚不能完全適應人口結構變化、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穩定居民預期、釋放消費潛力等要求，與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更高期待相比仍有差距。這些體制性問題是制約高質量發展、阻礙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突出梗阻，必須以壯士斷腕的決心靶向施策、破局突圍。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周期性、結構性和體制性問題並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織、相互嵌套、相互影響，形成了體制性障礙固化結構性失衡、結構性失衡加劇周期性波動、周期性波動反向制約體制改革深化的現實困境。

　　一方面，體制性問題是結構性、周期性問題的深層根源。要素市場化配置、公平競爭等關鍵領域體制改革相對滯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未能充分發揮，導致生產要素向先進生產力領域流動受到制約，進而使供需結構不匹配、產業結構失衡、區域城鄉發展不平衡等結構性問題得到不同程度固化。而結構性失衡的長期存在，使得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傳統增長模式，當外部環境變化或內部需求波動時，經濟運行容易出現周期性下行壓力。例如，由于科技創新體制機制不健全，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不夠，導致科技成果轉化效率不高，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的良性循環格局尚未普遍形成，在全球經濟下行、外需收縮時，國內經濟便容易出現周期性增長放緩。

　　另一方面，結構性問題是連接體制性與周期性問題的關鍵紐帶。結構性矛盾不僅源于體制性障礙，其自身的演化也會放大周期性波動的影響。例如，低端供給過剩與高端供給不足並存的結構性矛盾，主要源于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越位、錯位和缺位等體制性原因，帶來的結果是產業結構升級與消費結構升級不同步，導致居民高品質消費需求難以得到有效滿足，既制約了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使得經濟增長更容易受外部需求波動的影響。反過來看，周期性波動又會反向制約結構性問題的解決和體制改革的推進。例如，當經濟增長面臨較大下行壓力時，部分地區和部門可能會優先保增長、穩就業，放緩結構性調整的節奏和體制改革的進程，從而在有的領域形成“周期性問題累積—結構性調整放緩—體制改革延後”的負向循環。

　　此外，周期性、結構性和體制性問題的交織嵌套還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徵。在經濟處于上行周期，結構性問題和體制性問題可能會被短期的增長紅利所掩蓋；當經濟進入下行周期，各類問題便會浮出水面，相互疊加放大。總之，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周期性、結構性和體制性問題並非簡單的發展表象，而是長期發展積累的深層次問題的集中顯現，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轉型期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在一些領域尚未完全相適應的具體體現，對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形成了較大影響。

　　“十五五”時期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程的關鍵五年，處在繼往開來的重要歷史節點，既要對“十四五”時期發展成果進行鞏固提升，更要為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奠定堅實基礎，承載著築牢發展根基、破解深層次矛盾、邁向更高水平開放的重大使命。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的關鍵階段，全球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外部衝擊與國內結構性、體制性問題的內部制約相互交織，進一步增加了宏觀經濟治理的復雜性和艱巨性。要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相結合，準確把握周期性、結構性和體制性問題的交織演化規律，堅持係統思維、綜合施策，通過宏觀調控平滑周期性波動，通過結構調整化解深層次失衡，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體制性障礙，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不斷開創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新局面。

　　以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保持經濟合理增長。穩住經濟大盤既是我國實現現代化目標的基本保障，也是確保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前提條件。沒有穩定的經濟基本盤，就難以發揮我國現有的發展優勢，也就難以為解決結構性和體制性矛盾創造空間。要繼續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為轉型和改革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和政策空間。首先，保持宏觀政策的延續性，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繼續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更加注重統籌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調節，打好政策“組合拳”，把握好政策的力度、時機和節奏，有力有效平滑經濟波動，促進經濟平穩增長。其次，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係，強化“十五五”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促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同發力，統籌發揮好產業、價格、就業、消費、投資、貿易、區域、環保、監管等政策作用，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最大程度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再次，切實加強預期管理，健全預期管理機制，協同推進政策實施和預期引導，增強政策針對性和有效性，深入評估政策實施情況，及時回應市場關切，提升政策引導力、影響力，持續提振市場預期和社會信心。同時，還要加強防范重點領域風險，堅持在化解風險中實現發展、在發展中緩釋風險，統籌推進房地產、地方政府債務、中小金融機構等風險有序化解，嚴防係統性風險，為鞏固拓展經濟穩中向好勢頭營造良好環境。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保護知識產權就是保護創新。2025年12月9日，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數據顯示，我國已經成為世界首個國內有效發明專利擁有量超過500萬件的國家，PCT國際專利申請量連續6年位居全球第一。 新華社發 宋博/制圖

　　以做強國內大循環化解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做強國內大循環既是有效應對外部衝擊的戰略舉措，也是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要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促進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良性互動，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促進形成更多由內需主導、消費拉動、內生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首先，大力提振居民消費，深入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加大直達消費者的普惠政策力度，優化“兩新”政策實施，大力支持服務消費，清理消費領域不合理或“一刀切”限制措施，加快釋放國內消費潛力。其次，積極擴大有效投資，實施一批重大工程項目，高質量推進“兩重”項目投資和建設，按照空間、人口、產業、服務等層面變化，調整優化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資布局，加強人力資源開發和人的全面發展投資，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不動產投資信托基金和政府投資基金杠桿作用，激發民間投資活力，提高民間投資比重，構建政府引導、市場主導的有效投資格局。再次，提升中高端消費品和服務供給能力，加大對消費相關領域投資力度，優化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推動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滿足消費升級需求，形成消費和投資良性循環。此外，以拓展國際循環促進強化國內大循環，做大免稅經濟，拓展入境消費，推進農產品進口多元化，主動擴大優質服務進口，塑造吸引外資新優勢，增強對全球要素資源的吸引力。

　　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體制性障礙。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既是推動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的內在要求，也是“十五五”規劃建議各項重點任務落實到位的制度保障。要聚焦制約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更好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牽引作用，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首先，加快推動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深化國資國企改革，發展壯大民營經濟，加快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優化價格治理機制，堅決破除阻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卡點堵點，健全生態文明制度體係，努力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其次，加快推動有利于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改革，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配套推進深化財稅體制和金融體制改革，完善推動高質量發展激勵約束機制，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再次，加快推動有利于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改革，優化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相關體制機制，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體係，提高人民生活品質，扎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此外，加快推動有利于內外規則銜接互認的改革，積極推進與擴大自主開放、貿易創新發展以及拓展雙向投資合作空間相適應的國內改革，減少制約要素流動的“邊境上”和“邊境後”壁壘，推進落實“準入又準營”的改革體制機制創新，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全方位實現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

　　作者：黃漢權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