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家住上海的孫女士發現自己銀行卡上25萬元血汗錢“不翼而飛”。再三追問，13歲女兒小卞承認自己偷用媽媽手機，打賞給了網路男主播，每次匯款成功後，小卞都會將短信刪除。據警方了解，小卞是主動送禮物給男主播，期間並未發生任何詐騙行為，所以公安機關並未受理此案；有律師認為，小卞未滿16周歲，仍屬於限制行為能力人，可通過法律作無效認定。
兩個月之內，父母25萬的血汗錢就被13歲的小孩打賞給了網路主播。這事聽起來足以讓人詫異。可查閱相關新聞發現，這樣的“極端”案例並非孤例，確實應引起公共層面的重視。
根據去年國家網信辦發佈的《網際網路直播服務管理規定》，不管是主播還是圍觀直播的人，直播平臺都要按照“後臺實名、前臺自願”的原則，對其進行實名認證。在這起事件中，小卞使用的是父母的手機號觀看直播並打賞主播，這裡是否涉及到實名制註冊的漏洞，值得反思。比如，僅僅用實名制的手機號碼是否能夠註冊？如果還要求必須登記身份證號碼等資訊，像小卞這樣未滿16周歲卻能用“馬甲”瞞天過海“私自註冊”，直播平臺實名認證的門檻值得商榷。
此外，從打賞角度看，像小卞這樣兩個月內打賞了25萬元，單次最高就接近一萬的“高額打賞”，是否應設置更多的確認程式，也有必要予以討論。這不僅是能將像小卞這樣的未成年人私自操作的風險降到最低，從保障個人銀行賬號安全的角度，也很有必要。
儘管作為限制行為能力的未成年人，小卞的打賞行為從法律上可以被認定無效，從而進行追回，可置於保護未成年人的角度，在技術可行的前提下，網路直播平臺理當設置足夠高的前置門檻，將未成年人參與網路直播的風險降到最低，這既是網路直播平臺的社會責任，也是保護未成年人的題中之義。監管部門，也應當對網路平臺是否履行了應有的未成年人保護責任做重點監督。
但是，在一個網路縱深發展的社會，像小卞這樣的未成年人瘋狂打賞亂象，需要反思的不僅僅是監管。試想，一個小孩拿著父母的手機觀看直播、瘋狂打賞，作為監護人的父母卻完全不知情，這恐怕首先拷問的是父母與孩子之間的日常交流問題。無論是心理學家的分析，還是相關調查都顯示，在現實生活中缺乏交流，精神陪伴缺失，甚至是存在感、尊嚴感不足，幾乎是網路直播觀看人群的主要特徵。而這一特徵，在本應享受家庭陪伴的孩子身上，就更顯突出了。
必須承認，網路社會的到來，未成年“觸網”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現實中，有兩種極端做法都應該反思：一種是，一些父母由於過於忙碌，無暇陪伴孩子，就索性完全將孩子丟給了手機，這顯然是不可取的；另一種是，不乏有些父母“談網色變”，將孩子完全隔離在網路之外，這同樣容易出問題，反倒可能激發孩子的逆反和好奇心理。而不管是哪種方式，說到底，都與父母和孩子之間的日常交流方式有關。甚至說，在外界“誘惑”更多的時代，父母與孩子之間的交流，父母對孩子的精神陪伴，日顯重要。
相較于管理漏洞引發的如這起事件一樣的對金錢的吞噬，置於整個網際網路社會的大背景下，如何避免技術的進步造成對人特別是未成年人的情感與精神的“吞噬”，或更值得正視。
[責任編輯：李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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