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發展動能轉換中實現就業穩定增長

　　作者：浙江大學教授 姚先國 

　　“就業是民生之本”，各國政府都把就業列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解決就業問題更是巨大挑戰。出人意料的是，2016年我國城鎮新增就業已達到1314萬人，城鎮失業人員再就業554萬人，就業困難人員實現就業169萬人，超額完成全年目標任務。這一成就是我國堅持改革開放，貫徹實施“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發展理念，大力促進經濟發展動能轉換的結果，證明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初步觀察，有以下幾個方面經驗值得總結。

　　以產業結構優化提升就業彈性系數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長，工業化、城市化創造了數以億計的就業機會，使數億農村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鎮，從一產轉移到二、三產，較好的解決了就業問題。受此慣性影響，許多人對經濟增速下滑會帶來就業問題憂心忡忡。可是，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並非直線關係，而是與驅動增長的產業結構密切相聯。1980-1989年間，我國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快速發展，吸引了大量城鄉剩餘勞動力就業，就業彈性系數為0.322，意味著經濟增長10個點，就業可增加3.22個點，90年代以來，資本密集型產業興起，就業彈性系數急劇下滑,“八五”期間平均為0.08。由此看出，如果經濟增長是資本密集型產業擴張帶來的，就可能出現低就業甚至無就業的增長，反映二者關係的就業彈性系數就會下降。近幾年來，我國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就業彈性系數有所回升。服務業佔全國GDP的比重超過50%，對就業增長作出了重要貢獻。

　　目前中國已進入高等收入階段，消費需求正在升級。因此以需求變化為導向調整產業結構，優化就業結構，是今後解決就業問題的努力方向。

　　以技術創新拓展就業空間 

　　近年來，增長方式轉換、企業轉型升級成為熱門話題。“機器換人”、技術創新、產品更新換代成為廣大企業的自覺行動。許多人認為這不利於就業增長，因而持懷疑和排斥態度，這不難理解。早在英國工業革命時代，就發生過工人搗毀機器的“盧德運動”。從理論上上講這是技術創新的就業效應問題。研究表明，技術創新對於就業具有兩種不同的效應。一是“擠出效應”。機械化、自動化會大大減少直接操作的工人，對就業產生負面影響。二是“補償效應”，通過兩種途徑對就業產生積極影響：在企業內部，研發人員、銷售服務人員數量的增加，將補償直接生產人員的減少數量。從外部來看，企業效益提升帶來員工收入增加，造成新的商品、勞務需求，從而增加全社會的就業。總體看來，補償效應的作用更強、更積極一些。因此，對創新效應應該抱以積極、樂觀的態度。

　　以人才戰略促進創業創新 

　　發展動能轉換的實質是從物質要素投入驅動轉向人力資本驅動、創新驅動。實施人才戰略成為創新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黨和政府高度重視人才在創業創新中的作用。2010年就印發了《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2016年又印發了《關於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全國上下都制訂、實施人才戰略，大力引進高端人才，加大對教育、科技的投入，營造愛才、引才、用才的氛圍，為“人人可以成才”創造條件，為人才創業、創新提供良好環境。成功的創業、創新給經濟注入新能量的同時，也為其本人和他人提供了高品質的就業崗位。

　　以深化改革、加強法制建設保護勞動者權益，提高就業品質 

　　由於中國處於體制轉型期，勞動力市場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勞動者的法定權益得不到應有保護，勞資衝突頻頻發生，影響經濟運作和社會穩定。黨和政府一直重視和諧勞動關係建設，先後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等相關法律法規，規範勞動力市場運作，保護勞資雙方合法權益。去年，國務院辦公廳又印發了《關於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意見》，加大了查處力度，通過嚴格執法保護勞動者利益，提高了勞動者的就業品質。使勞動力市場運作的規範化、法治化水準提升，減少了矛盾和衝突，促進了和諧社會建設。

　　2016年作為“十三五”的開局之年，我國勞動就業取得了可喜成就，令人欣慰。但是也要看到，我國就業壓力始終存在，每年新增數以百萬計的大學生畢業生、數以千萬計的中等教育畢業生，對就業崗位的需求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時我國勞動力市場運作中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尚未解決，平等就業、安全就業、快樂就業的局面還需要通過深化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以形成和鞏固，全國上下還應為此作持續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