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最受崇拜的偶像:
綿延五千餘年的中華民族古代文明社會，曾經是一個英才輩出的漫長歷史過程。在這已經逝去的悠悠歲月中，那些曾經在中國古代文化發展史和文明發展史上放射出輝光的歷史名人，確實浩如煙海，燦若繁星，難以勝數。然而，在中國古代層出不窮的名人之中，被後世戴上炫目光環並尊之為“聖人”者，卻僅有二人，他們就是被民間尊稱為“文聖”的孔子和“武聖”的關公。
誕生於西元前五五一年的孔子，在其七十餘年的生涯中，用盡畢生的精力和智慧，創立了以“禮”和“仁”為核心的儒家學說。孔子的思想，不僅構成了維繫二千餘年中國封建等級社會的理論基礎，而且也成了中國漫長封建社會倫理道德的基本行為規範和主要思維原則。
關公本名關羽，字雲長，出生於西元一六0年，卒于西元二一九年。關公在其近六十年的一生中，策馬橫刀，馳騁疆場，征戰群雄，輔佐劉備完成鼎立三分大業，譜寫出一曲令人感慨萬端的人生壯歌。作為三國名將的關公，可以說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毫無建樹。可是，關羽那充滿英雄傳奇的一生，卻被後人推舉為“忠”、“信”、“義”、“勇”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並成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上至帝王將相，下至士農工商廣泛頂禮膜拜的神聖偶像。
“縣縣有文廟，村村有武廟”。這是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中，社會各界普遍祭拜孔子和關公的真實反映。但是，據有關資料記載，在宋元明清社會中，對“武聖”關公崇拜的虔誠和普及，甚至超過了被人們盛讚為“千古一聖”的孔子。清代中葉，僅京城之內，拜祀關公的廟宇，便多達一一六座，如再加京畿郊縣，關廟總數竟在二百座以上，遠遠超過了京城當時所擁有的孔廟。有人概算，如按每縣設一座孔廟，清代全國的孔廟也不過三千余座；而每村建一座武廟，那麼清代全國的關公廟宇竟達三十余萬座——關公廟數竟是孔子廟數的一百倍。無怪乎，早在明代，王世貞就驚呼：“故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公祠廟遍天下，祠廟幾與學宮、浮屠等。”而清代的趙翼，則更加驚嘆道“今且南極嶺表，北極寒垣，凡兒童婦女，無不震其（關公）威靈者。香火之盛，將與天地同不朽。”
宋元明清美化、聖化和神化的結果：
關公從“當時義勇傾三國”的蜀漢名將，到“萬古祠堂遍九州”的神化、聖化偶像，是中國封建社會進入後期以來，社會各界對關公不斷美化、聖化和神化的結果。從宋元至明清的這一歷史過程中，上至高居廟堂的帝王將相，下至終生勞作的庶民百姓，從揮文弄墨的文人學子、舞槍弄劍的草莽義士，到勾欄瓦舍中的說書藝人、梨園演場中的戲子優伶，乃至遠避塵世的僧侶道士，幾乎都陸陸續續匯入了美化、聖化和神化關公的潮流。在這一浪高於一浪的關公崇拜浪潮中，從關公身上發掘出來的和被追加到關公身上的美德與美譽，遠遠超過了歷史上真實的關公，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幾乎達到了無人可及而又無以復加的地步。於是，生活于三國時代的關公，在宋元明清之際，便漸漸地超凡脫俗，青雲直上，由一個充滿悲壯色彩的人間英雄，變成了萬民禮拜的神聖偶像。
在關公遇難去世後的三國時代，到兩晉南北朝這一歷史階段，儘管已有關公的故事在民間流傳，但在見諸文字的史料中，對關公的記述卻都基本上忠實于歷史原貌。關公在西晉陳壽所撰《三國志》等史書中，是英雄，是義士，但還不是聖人和神人。關公的封號，也只是在他去世五十一年之後，才由蜀漢後主追賜為“壯繆侯”。這一封號的地位，並不顯赫。
隋唐之際，從印度輾轉傳入中國的佛教逐漸進入興盛階段，並與中國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了浸透著中國文化的中國佛教。於是，天臺宗作為中國佛教的一個教派，捷足先登，率先將關公拉入佛門，封之為守護佛法的“伽藍神”。不過，就隋唐社會的絕大部分民眾而言，關公也還不是聖人和神人。三國故事在唐代已有較為廣泛的流傳，但在晚唐詩人李商隱“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的詩句中，可以看出當時三國故事的主角，是張飛等人，而非關公。唐人郎君胄咏關公詩，既讚其人“義勇冠今昔”，“一劍萬人敵”，又嘆其魂“流落荊巫間，徘徊故鄉容”，雖然讚頌了關公生前義勇無敵，但又對關公魂滯他鄉、欲歸不能，給予深深的感嘆和同情。關公在此詩中也遠不是至聖、至高的神。
進入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宋元兩代，是關公被美化、聖化和神化的真實開端。在宋代盛行的“說話”藝術和“弄影戲”藝術中，關公開始從當時“說三分”所講述的眾多三國人物中逐漸脫穎而出。宋人張來在《明道雜誌》中記載，當時人們在看到“斬關羽”之際，都“輒為之泣下”。宋朝的最高統治者，也加入了聖化和神化關公的“大合唱”。史料記載，那個崇尚道教的宋真宗，曾編造出一個請關公到解州鹽池，大戰蚩尤而除妖祛災的荒誕神化。至此，關公又被道教請入了自己的門檻。到宋徽宗手裏，竟在短短的二十一年之中，連續四次對關公加封，由“忠惠公”、“崇寧真君”而再封為“武安王”、“義勇武安王”。關公由此而從“侯”及“公”，再由“公”及“王”，聲譽和身價為此大振。
元代對關公的美化、聖化和神化，較兩宋更為深入，更為擴大。借助在元代興盛起來的“雜劇”和“平話”，關公的忠、信、義、勇被描寫得更加具體、豐富和生動、形象，不能不使人慨然淚下。元代以三國為題材的雜劇有四十余出，其中表現關公的劇目便有十二齣之多。元代的《三國志平話》共插圖七十幅，有關關公的圖畫竟多達二十幅。為認同中原文化，籠絡中原民眾，元朝最高統治者也對關公大加追封。
明清兩代，是將關公聖化、神化到極致的時期。生活于元末明初的小說家羅貫中，在他的名著《三國演義》中，不僅吸收、採用了宋元時代美化、聖化和神化關公的大量故事，而且根據自己的政治理想、道德觀念以及當時的社會思潮，進行了大膽而大量的藝術想像和藝術虛構，終於把關公塑造成了“忠”、“義”、“信”、“勇”集于一身的完人、聖人和神人。自此，關公“至忠”、“至義”、“至信”、“至勇”的形象，隨著《三國演義》小說的廣泛傳播，在社會上更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受到更為普遍的崇拜。清人毛宗崗曾說，在羅貫中筆下，關公成了“古今名將第一奇人”。魯迅也說，在《三國演義》中，“惟于關羽，特多好語，義勇之概，時時如見矣”。明清兩代的皇帝，對關公的加封，亦是有增無減，一浪更比一浪高。明神宗在萬曆十年（1582），曾將關公褒封為“協天大帝”。到此，關公被歷代封建王朝所加封的世俗官位，達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在中國二千餘年的漫長封建社會中，被封為“大帝”者，大約僅有關公一人。到清末的光緒皇帝那裏，加封給關公的封號，是長達二十四字的“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讚宣德忠於神武關聖大帝”，幾乎將中國封建時代所能找到的用於封號的美好字彙，全部堆砌到了關公頭上。這樣，追封到“文聖”孔子頭上的那些耀眼光環，在“武聖”關公面前，就有些黯然失色了。
宋元以來社會發展、演變的必然：
天不變，道亦不變，封建的社會等級制度和倫理道德，與世常存，萬古不變，這恐怕是中國古代正統儒家們的最高認識和最大理想。然而，人類社會的發展變遷，卻從不以此為轉移。靜中含動，同中生異，流而生變，高岸陵谷，滄海桑田，這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宋元明清時代，對於關公美化、聖化和神化的持續浪潮，正是中國封建社會進入後期以來，社會階級、階層和集團不斷分化與演變，以及思想文化觀念繼續發展和變遷，所相互激蕩、交織而導致的必然結果。
中國封建社會進入後期以來，由於社會矛盾的不斷發展變化，封建經濟經歷了成熟到衰落等種種原因，宋元以後的社會成分和結構，與宋元以前相比，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由於封建商品經濟的日趨發展和成熟，一大批原來從事其他行業的人們，開始投入商業貿易和作坊製造，新興的商業階層和手工業階層產生了，並日益壯大；由於城市的增多和擴大，市民的人數也日益增加，並在經濟、文化等方面形成了新的社會階層和新的利益集團；由於元朝等少數民族統治階級實行歧視、排斥漢民族的政策，堵塞了漢族文人科舉仕宦的道路，再加上文人謀生途徑的增多，致使相當一部分封建文人擺脫了對封建統治階級的依附，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封建知識分子階層；由於市民的增加和有閒階層的增多，為說書、戲曲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於是以說書、唱戲、賣藝等為生的民間藝人日益增多；由於貨幣地租等農業政策的實施，就連農民也開始擺脫了對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在經濟、文化上也取得了相對自由、獨立的地位。由於下層社會成分和結構的日益分化和複雜化，封建統治階級一方面進一步加強封建集權統治，但在另一方面也出現了內部的分化。這就是由於面對複雜、變化的社會，因政見、利益的衝突，在封建統戰階級內部引起分化，以及漢民族為主的統治階級與少數民族為主的統治階級之間的利益不同所產生的區別。此外，由於宋元以來封建集權和封建剝削的加重，也導致大批農民、工商業者紛紛破產，使他們或者變為流民，或者揭竿而起，成為現實社會的反抗力量。
宋元以來中國封建社會階級、階層和利益集團新的分化和演變，急切呼喚著對宋元以前中國封建社會所形成的思想文化觀念、倫理道德觀念進行改造和重建。這是一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代。因為，不僅宋元以前以避世、無為為主要特徵的佛教和道教，已經再無法滿足這個紅塵滾滾的世俗社會的精神文化需要；就是那由孔子創立，再經董仲舒闡釋的儒家學說，也因其迂闊陳腐，而令蕓蕓眾生難以認同和效倣。社會階級、階層和利益集團在日益分化、變遷，所謂“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早期儒家“禮”所維護的封建等級制度又在何方？封建商品經濟的交換原則，已日益侵入人際關係之中，儒家所鼓吹的“仁者愛人”又欲何為？現實社會的利益驅動和生存壓迫，要求人們義無反顧地採取行動，“該出手時就出手”，儒家彬彬有禮的“禮樂教化”又有何用？
於是，從北宋初年到清朝末葉的這一千餘年間，各種各樣的學說、思想和觀念，如走馬燈般頻頻出現。從周敦頤、程顥、程頤，到朱熹、陸九淵、王守仁，從張載、陳亮、葉適，再到王廷相、李贄、黃宗羲、王夫之等人，無一不在絞盡腦汁，為宋元以後的社會，尋找新的思想方案和精神藥方。然而，這些思想家們所闡述的思想和體系，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宋元以後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思想文化的發展；但是，在為宋元以後的後期中國封建社會構造一個統一的道德文化規範或原則方面，卻又顯得蒼白無力。這原因主要在於：一方面宋元以來的這些思想家本來就各持己見，且又彼此攻訐，相互批判，難以統一；而在另一方面，這些思想家們的學說又過於繁瑣、艱深和晦澀，很難為一般民眾所理解、所接受。對於宋元明清這個教育、文化、科學等還很落後，文盲、半文盲的人數佔全部人口的絕大多數的封建社會，對於這個具有統一的思想文化和倫理道德傳統的封建社會來說，一個非常緊迫的事情，就是重新塑造或創造一個能為社會各個階級、階層和利益集團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楷模，並將其昇華為社會各界共同崇拜和效倣的道德偶像，以此來規範全社會的道德觀念和道德行為。這就猶如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孔子及其學說提升為百代楷模、萬世師表那樣。於是，一個美化、聖化和神化關公的浪潮，便自宋元社會以來應運而生，拍岸而來。關公這個本具“忠”、“義”、“信”、“勇”品格的三國名將，在被冷落數百年之後，又被宋元以來的社會各界，漸漸拂去落在身上的歷史塵埃，並被涂繪上新的價值線條和觀念色彩，通過不斷的美化、聖化和神化，最後終於上升成為宋元明清社會各界共同禮拜，萬民爭相效倣的最高道德偶像。
中國古代道德文化的一個發展：
由於社會各界對關公的無上崇拜，所以在宋元明清的中國社會中，祭祀和仿傚關公的活動，幾乎進入了所有的社會活動領域。在這一歷史時期，舉凡宗教儀式、官府祭奠、社會教育、商業交往、集會結社、文學創作、戲曲演唱、人際交往、風俗民情等等領域，都滲入了對關公的崇拜和仿傚。在當時社會，祭祀和崇拜關公，成了一種極為廣泛的社會文化現象。
關公作為道德楷模和道德偶像被不斷提升，關公崇拜作為一種道德文化現象被廣泛普及，對於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凝聚力的形成，以及道德意識、道德行為的規範與提升，曾經產生過一定的積極作用。當宋代社會面臨北方少數民族入侵的危難時刻，就多次用關公的“忠”與“勇”來教化臣民。像岳飛那樣的忠勇之士，在宋元明清四代社會中，並非少數。而當北方少數民族統治階級入主中原，取得全國政權後，又都對關公的“忠”、“義”思想和行為予以褒揚，這在當時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華各民族在思想、文化上的認同和凝聚。對宋明以來新興的工商階層而言，他們則從關公身上，汲取了“信”和“義”的道德原則，提出了“以信為本”和“以義制義”的帶有濃重中國傳統道德色彩的經營原則，遏制了利欲對道德的吞噬。對於宋元明清時代的文人、士大夫來說，則從關公身上發現了足以使他們效倣的人格和品德，即所謂“無不棄舊從新，樂為之死”，“金銀美女，不足以移之”，高官厚祿“不足以動之”等等。那些揭竿而起的起義者們，則從關公身上汲取到了忠於信義、道義，勇於反抗黑暗的思想和信念。此即梁啟超所指出的：“綠林豪傑，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為梁山之盟。”對於一般庶民百姓，亦能通過對關公的崇拜和敬畏，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這一點，元人郝經早已指出：“（關公）所在廟宇，福善禍惡，神威赫然，人鹹畏而敬之。”
以關公為象徵的道德觀念和道德文化的廣泛流行，在宋元以來的社會中，也對孔子、董仲舒那套以維護等級社會制度為目標的道德思想體系，以及宋明理學、道學中禁欲主義的唯心道德觀念，形成了很大衝擊，猶如江潮擊岸，在宋元以前舊儒學和宋明以來新儒學的道德大堤上，衝開了不少決口。路見不平便應拔刀相助，世有壓迫就可揭竿而起，而不必沉陷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中不可自拔，這就猶如從北宋初年王小波造反到清朝後期“太平天國”建立那一浪高過一浪的農民起義一樣；人與人之間，只要理想相同，義氣相投，相互忠誠，忠於道義，即可兄弟相稱，共舉事業，而不必恪守原來官尊民卑的森嚴等級限制，這就如絕大部分聚義梁山的好漢那樣；人與人交往中，也不必再“君子不言利”，求利、求欲的慾望也不可一味否定，只要不以利、以欲害“義”即可，這就猶如明清晉商所津津樂道的既“以義制利”而又“從義生利”那樣……在上述意義上，可以說體現在宋元以來關公文化中的道德觀念和道德精神，是中國古代道德文化中的一個發展。
凝聚海內外華人的一條精神文化紐帶 ：
中國進入近、現代社會之後，對關公的敬重乃至崇拜，並未在海內外華人中大幅度降溫。尤其在港、澳、臺同胞和旅居海外的華人那裏，對於關公的祭祀、崇拜，依然熱潮未退，形成了一道獨特的文化風景線。臺灣島面積不算太大，但全島卻有大大小小的關公廟近四百座；全島人口不足四千萬人，卻擁有關公崇拜者八百多萬人之多。旅美華人中有一個崇奉關公的民間組織，在全美各地的分會竟有一百四十多個。當然，在僑居東南亞的華人之中，對於關公的崇拜和祭奉，亦非常普遍。維護和承繼中華民族優秀道德傳統，促進和增強海內外華人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是關公精神和關公文化在當代社會中所具有的新價值和新作用。這正如于右任先生為關公廟題的一副楹聯中所說：“忠義二字團結了中華兒女，《春秋》一書代表著民族精神”。
“當時義勇傾三國，萬古祠堂遍九州。階下蒼松高百尺，氣衝霄漢未能休。”歲月悠悠，逝而不返。關公當年赤面騎赤馬廝殺疆場的雄壯場面，青燈觀青史夜讀《春秋》的感人情景，忠心守忠義報效蜀漢的浩然氣節，都早已化為歷史煙塵。但是，關公自身所具有的和被後世所疊加上的那些道德觀念和道德精神，卻成了中華民族傳統道德文化中的一份沉甸甸的遺產。當然，這份遺產既有精華需要借鑒、吸收和轉化，同時也肯定有糟粕需要鑒別、清理與剔除。當現代的人們懷著崇敬的心情，邁入那松柏森森的關公廟宇之中時，應當比我們的前人有更為深刻的認識，也應該有更為高遠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