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在明清時期，活躍時間之長、規模之大、資本實力之強、輻射範圍之廣、從業人數之眾、經營項目之多，在中國商業史上是一種非常罕見的現象。中國歷史上很早就有商人，如范蠡、武士鑊。但過去是有商而無幫，沒有形成大量的從業人員和大的幫。而在明清時期，恰恰出現了這樣的商幫。從業時間之長：山西人從明朝始一直到1929年，馳騁中國商界五百多年，老一代的身影消失了，又出現了新的一代，川流不息。從業人員之眾：據資料記載，當年太原府（涵蓋了晉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家子弟是在外經商的。舉幾個數字：1931年東北淪陷後，人們紛紛往內地跑，經過山海關登記時，山西人在東北的總共有17萬人，還不包括從其他地區繞道回到山西的。俄國十月革命後，閻錫山接見山西商人代表時，山西商人在俄國還有一萬餘人。《浮山縣誌》記載：“浮山人，十之五六在外經商。”劉大鵬在 《退想齋日記》中說，“太原人十之二三讀書，十之七八在外經商”。輻射範圍之廣：形象地說，東到日本橫濱、大阪、神戶，西到莫斯科、聖彼得堡，北到伊爾庫茨克，南到香港、加爾各答，都有山西人經商。日本有大量關於山西商人的資料，東瀛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中關於山西票號的資料就有整整一個展覽室。經營種類之多：山西商人主要經營鹽、糧、布、茶、票、典、賬。舉幾個主要的介紹。
鹽商。山西商人發起自河東鹽業。食鹽歷來是國家專賣的，從桓寬《鹽鐵論》開始，由於食鹽利潤非常大，國家嚴格控制鹽業生產和鹽業交易，山西商人當年怎麼發起來的呢？我們知道，元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匆匆過客，當被趕回蒙古草原後，在蒙古草原上又恢復了金戈鐵馬，作為一個遊牧民族，風調雨順的時候會跟他人相安無事，一旦遇到水、旱、蝗災的時候，往往會南下，常常通過右玉打進來，甚至打到太原。當年明朝皇帝英宗帶著50萬人馬御駕親徵，在土木堡就被也先俘虜。但早在這一奇恥大辱之前，明王朝就開始加緊修復長城了。東起山海關，西到嘉峪關，在萬里長城設置了九大邊鎮。這一巨大的防禦體系，駐屯的80萬民兵每天的吃喝拉撒，軍需糧秣消費量巨大，僅靠國家財政經費支出，久而久之國家財力達不到，國家此時就想到了借用民力，號召大家向邊關運輸軍需糧秣，制定政策調動民間積極性，這就是“開中法”。明洪武四年（1371年）出臺了“開中法”，號召商人運送糧食到邊關去，政府給商人以好處，如果你運來糧食，就開給你鹽引（販賣食鹽的憑證），到河東去支鹽，國家劃定範圍，河東鹽行銷範圍主要是晉南地區、陜西南部、河南北部等120多個州縣，在那裏的銷售價格政府不管。食鹽利潤空間非常大，山西人抓住政策變化這一契機，紛紛北上、南下。由此山西人淘得明清以來第一桶金。“開中法”調動起了大家的積極性，但是久而久之，糧食陳腐，多得吃不了，且河東產鹽量有限，逐漸商人手裏開始持有大量的空引，在河東兌不了現，成為社會一大弊端。這迫使政府二次改革，提出 “葉淇變法”，商人以後不用向邊關運送糧食，可以交銀子換取鹽引。對於大家手中持有的空引，政府編成十組，分十年一一兌現，每年兌現一組。兌現後，不僅可以在河東支鹽，而且可以到全國各大鹽場支鹽。由此帶來山西商人由地域性的商人向全國範圍的大進軍。在兩淮、揚州等地，鹽業產量非常大。山西商人、陜西商人和安徽商人展開了激烈的競爭，最後陜西商人在競爭中被淘汰，山西商人和安徽商人各不相讓、平分秋色。由此山西商人淘得了他們的第二桶金，完成了早期的資本原始積累。
山西鹽商文化鼎盛，明清時期有“中國漢學第一人”之稱的閻若璩，是太原人，祖上遷居到揚州，他每次考試都要從揚州回到太原府參加科舉考試。他著有《尚書古文疏證》8卷，對《古文尚書》辨證128條，指出《古文尚書》25篇均是魏晉間偽作。隨著經濟的發展，運城逐漸發展起來。運城古名潞村，後來那海德俊將鹽運使署移到了潞村，起名鳳凰城，至明清時期，由於鹽運使署設置在鳳凰城，後改名為運城。運城因鹽得名，因鹽勃興。清人郭書俊有詩：“居人艷說鳳凰城，百貨紛紜鬧市聲，向晚葡萄有酒熟，醉鄉有夢不分明。”（劉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