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戰線上的“輕騎兵”烏蘭牧騎資料圖片
烏蘭牧騎，是活躍在我國內蒙古自治區的一種小型文藝演出隊。“烏蘭牧騎”中，“烏蘭”在蒙古語中意為紅色，“牧騎”是樹枝上的嫩芽，直譯為漢語，就是紅色的嫩芽，意思是指一支年輕的、小型的紅色文化工作隊，所以後來翻譯為漢語即為“紅色文化工作隊”。
長期以來，從事牧業生產的蒙古族人民往往是幾個蒙古包聚居，需要換牧場時，又要遷移。過去，蒙古族牧區常有一個或者幾個會說書的游動藝人到各個蒙古包去演出，他們也演出其他文藝節目，蒙古族同胞把他們稱為“呼仁烏力格爾”(蒙古族語意為“說書人”)，對他們十分歡迎。但是，“呼仁烏力格爾”人數少，演出也很單調，不能滿足廣大牧民的文化生活的需求。新中國成立後，如何才能滿足廣大牧民的文藝生活需求，一直是內蒙古自治區各級人民政府努力探索的事情。
20世紀50年代，擔任內蒙古自治區委第一書記、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的烏蘭夫，在視察過程中發現，基層文化生活很缺乏，特別是牧區分散居住的廣大牧民，長期看不到戲劇、電影、文藝演出。他在去北京開會時，在一次與周恩來見面時，向周恩來講到了這件事。周恩來指出：是否可以研究一種能夠滿足基層群眾文化生活需要的辦法，建立相應的隊伍。烏蘭夫聽了這個話後，開始思考並指示內蒙古自治區有關部門的幹部研究這個問題，尋找解決辦法。一開始，內蒙古許多地方嘗試在牧區和半農半牧區的旗、縣建立文化館、文化站。但文化館、文化站一般只設在旗、縣裏，平時雖然也下鄉到基層組織文化活動，畢竟人力有限，一年到頭只能到幾個地方活動，仍然無法滿足生活在廣大牧區的群眾對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烏蘭夫同志發現這個問題後，1957年初又向周恩來做了彙報。周恩來指示：要進一步探索適應廣大牧區牧民分散生活的文化活動形式。烏蘭夫回到內蒙古自治區後，向自治區常委會傳達了周恩來的意見。1957年5月初，自治區文化局認真分析了全區大部分地區長期聽不到廣播，看不到電影、演出、展覽、圖書的實際情況，作出了關於在牧區進行文化工作試點的決定，這個決定向內蒙古自治區委報出並得到自治區同意後，文化局派出幾個工作組深入牧區調查研究。工作組到了幾個牧民分散居住地區進行調查，了解了牧民們文化生活貧乏的情況。回來後，經過一番研究提出：鋻於牧區、半農半牧區地廣人稀、交通不便和居民居住極其分散的情況，必須建立一種裝備輕便、組織精幹、人員一專多能、便於流動的小型綜合文化工作隊。這種小型綜合文化工作隊，最受牧民歡迎，同時由於人數少，不需要投入許多錢置辦演出道具，活動輕便，一挂馬車即可將演出人員和器具裝下，很容易在廣闊草原上行動，到各個牧場去演出，可以把文化服務的面鋪得更大。烏蘭夫認為這樣做好，建議要先搞個試點，取得經驗後再向全自治區推廣。
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局決定，先在文化活動比較活躍的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搞試點。這樣，在1957年春天，內蒙古自治區的蘇尼特右旗，產生了一支由9個人組成的文藝演出隊。這支文藝演出隊人數雖然少，但卻表演各種蒙古族人民喜愛的文藝節目，包括唱蒙古族歌曲，跳蒙古族舞蹈，表演“好來寶”(蒙古族的一種說唱藝術形式)，說蒙古書(即呼仁烏力格爾)等。這支文藝演出隊深入到邊遠牧區，採取巡迴演出的形式給分散放牧的牧民演出。他們表演的大多是密切結合牧區生活實際，反映生活現實的節目，從不問觀眾多少。他們的演出受到廣大牧民的真誠喜愛和歡迎。牧民們把自己的蒙古包讓出來，給文藝演出隊住，把自己平時捨不得吃的食物給演出隊員們吃，還向文藝演出隊獻上哈達和熱騰騰的奶茶，稱他們為“烏蘭牧騎”。
第一支文藝演出隊巡迴演出成功後，蘇尼特右旗即以牧民們對文藝演出隊的稱呼——烏蘭牧騎為這種小型輕便的文藝演出隊命名。為了及時總結經驗，旗委、旗政府在1957年6月17日舉行第一支烏蘭牧騎成立大會並進行了彙報演出。第一支以烏蘭牧騎命名的文藝演出隊，共有隊員12名，只有5件樂器，2輛勒勒車。雖然條件差，但烏蘭牧騎隊員們熱情很高，開始了創建一項嶄新事業的艱難歷程。這支烏蘭牧騎在54天裏行程3000余公里，演出30多場，把自己創作的文藝節目送到了最偏遠的蒙古包。
烏蘭夫去北京向周恩來彙報了烏蘭牧騎成功的情況。周恩來聽後非常高興，認為這是文藝為廣大牧民服務的最好辦法，並且提出，要繼續總結烏蘭牧騎的經驗，堅持這種做法。
回去後，烏蘭夫在內蒙古自治區常委會上傳達了周恩來的意見。1957年9月5日，自治區文化局召開了全區牧區文化工作會議，交流蘇尼特右旗烏蘭牧騎試點工作的成功經驗，並在全區推廣開來。之後，內蒙古自治區許多地方也建立了烏蘭牧騎。每一支烏蘭牧騎隊伍10人左右，人人一專多能，吹、拉、彈、唱、舞無所不能，樂器簡單輕便，交通就是乘坐馬車。他們到牧區去為基層牧民巡迴演出，演出的節目都是取材于農牧民的生活，為廣大農牧民所喜聞樂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