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衛釣魚島運動的重要親歷者和組織者、紐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花俊雄12日在紐約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對於長達近半世紀的“保釣”歷程，年逾古稀的他侃侃而談。
總面積約6平方公里的釣魚島，現在再度成為海內外關注焦點。日本方面眼下正在上演一齣將釣魚島“收歸國有”的鬧劇，令保衛釣魚島的呼聲重新迴響。
中新社記者12日專訪保衛釣魚島（下稱“保釣”）運動的重要親歷者和組織者、紐約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花俊雄。對於長達近半世紀的“保釣”歷程，年逾古稀的他侃侃而談。
現代史上的“保釣”運動主要發端于上世紀70年代初的美國，留美華人學生是運動主體。
花俊雄說，40餘年前“保釣”的肇因大抵有二，一是那時留美華人學生多來自香港和臺灣，他們普遍具有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使命感和民族主義情懷；二是美國國內校園思潮的影響，反戰示威遊行層出不窮，青年的社會運動洶湧澎湃，給留學生以很大觸動。
花俊雄對本社記者說，1970年，美國擬議向日本“歸還”琉球群島，將中國的釣魚島劃入“歸還”的範圍內。這在當時的留美學生中間引發了很大憤慨，大家廣泛認為要出來抗爭“美日私相授受”，主動維護中國的主權。
他認為，當時的留學生已經從歷史、地理等多個方面全面闡述中國對釣魚島無可爭辯的主權。歷史上釣魚島長期歸臺灣宜蘭縣管轄，即使是日佔臺灣時期也是如此；地理上釣魚島也和琉球群島的地質結構並無牽扯。
他說，各種組織和串聯活動隨之漸成星火燎原之勢，各種“保釣”刊物也陸續涌現。他作為來自臺灣的留學生，從1970年起就開始積極參加“保釣”，在組織遊行抗議外，還編纂《匹茲堡通訊》，傳播“保釣”的最新進展。
花俊雄回憶，那時留學生的經濟條件都很有限，印刷刊物都是自己刻鋼板，紙張都要自己積攢；為影響美國主流社會而在《紐約時報》上刊登整版廣告，當時需要上萬美元，是很大一筆錢，也是留學生和華人學者們一點點努力湊齊的。
1971年4月10日，爆發了規模空前的“保釣”運動示威浪潮，2500多名以全美各地留學生為主的華人齊聚華盛頓，先到美國國務院提交抗議信，再到當時臺灣的駐美機構前遊行請願。
花俊雄說，當時他是“中西部學生代表”，帶領大家喊口號，高呼“Sato，Sato，You must go！（佐藤下臺！Sato即佐藤榮作，時任日本首相）”雖然整個示威浪潮的士氣高昂，但其中不少人對臺灣當局回應學生請願的冷淡態度失望。
由於當時的臺灣當局對“保釣”並不熱忱，海外“保釣”運動很快發生了分化，要求進步的留學生開始尋求大陸方面的支援，並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愛國統一運動的發展。
隨著“保釣”運動逐漸由“左派”主導，1971年9月，“保釣”中的進步分子李我焱等五人從美國來到北京，與時任中國總理周恩來進行了長時間交談。
花俊雄說，李我焱當時曾請他一起回北京見周恩來，他也想了很多路線，比如謀劃從美國秘密到巴基斯坦，再乘坐法航飛機從卡拉奇到北京，但後來還是沒有成行，他感到非常遺憾。
周恩來在和李我焱等會面中對“保釣”運動給予很高評價，稱“保釣”是“海外的五四運動”。花俊雄說，現在看來，周總理的評價可能有些過譽，但在當時很大鼓舞了留學生們的愛國運動。他說，大家深刻感受到如果國家不統一，收回釣魚島是很困難的，因而“保釣”運動後來自然演化為愛國統一運動。
“保釣”在更大程度上促成了兩岸人員的交流，不少“保釣”人士陸續訪問北京，成為兩岸互相了解的重要窗口。花俊雄也在1975年首次來到大陸。
然而，因當時兩岸關係仍然很緊繃，花俊雄、李我焱等一大批進步分子都被臺灣當局列入“黑名單”，近20年無法回臺灣。
光陰流轉，李我焱、陳恒次、程君復等當年的“保釣”運動元老已相繼作古，還健在的運動積極分子也都垂垂老矣。對於投身“保釣”運動，花俊雄慨言，“青春無悔”。
在談到“保釣”運動的可貴精神時，花俊雄對記者說，廣大華人留學生參加“保釣”，純粹是出於自覺自發的愛國熱情，沒有私心私利，自力更生。“有條件要上，沒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當時就有這麼一股子敢想敢幹的精神”，他說。
他說，“我28歲到美國留學，參加‘保釣’運動時不到30歲，現在我已經71歲了。40多年過去，大家儘管政治立場有所不同，都還是比較懷念年輕時意氣風發參加‘保釣’。所謂‘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海峽兩岸各界人士應該繼續為‘保釣’攜手努力。”
花俊雄感嘆，海外“保釣”運動和過去相比，應該說還處於比較困難的階段。海峽兩岸清華大學蒐集和保存史料，希望能夠將“保釣”歷史傳遞給更多的年輕人，他認為此舉很有意義：“最終還是期冀‘保釣’的力量能夠薪火相傳”。 中新社記者 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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