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稀記得十年前香港一位老詩人寫的《回歸吟》：“長袖何妨任卷舒，殷勤北望識盈虛。好將愛國懷鄉意，譜入天聲耀史書。”也沒有忘卻另一位作家在《近鄉情卻怯》一文中的慷慨：“香港文學的創作路線，一定要介入中國的命運，一定要喊出中國的未來，一定要赴湯蹈火，然後才有機會飛出火鳳凰。沒有游離于中國的香港文學
可以獨存。”然而，就當初的世態人心而言，欣喜與疑慮矛盾交集，因之而有劉以鬯的《一九九七》，有葉尾娜的《長廊》，有陶然的《天平》，有梁錫華的《頭上一片雲》，有白洛的《福地》和陳浩泉的《香港九七》等等小說，以“感應的神經”，書寫了特定時段某些港人“失城”的焦慮，“空港”的疑惑，以及“此地他鄉”的悲涼。
時間本身具有易先入為主為以實求實的那種改變的力量。十年過去了，“城”未失，“港”未空，儘管人群和作家中間意識深處仍有親“左”或親“右”，但一旦“直把杭州作汴州”，就不再“東”張“西”望，不再“左”顧“右”盼，驚魂已定，變得務實多了，也就有了對香港這座曾被殖民的城市、這座中西文化和思想交匯的都會的重新回顧、反思和剖析。
書
作為一座城市，香港不同於北京、上海、臺北，其文化有鮮明的混合語境現象，其文學以城市文學獨步中國文壇。細作思量，世界上東西兩個國度的文化，竟因歷史的榮辱而在這裡交匯撞擊；璀璨的“東方明珠”和國恥的“洋人租地”，現代化的高樓巨廈和香火化的廟宇神龕在這裡疊映並存；土生土長的文明和南來西遷的文友，學術殿堂的嚴肅對談和商市藝壇的消遣煽情，也在這裡“太平共處”。十年前香港文學中關於城市生活的書寫，多離不開飲食男女，情感糾葛，家庭恩怨，性別情仇等等的內容，也不無通俗文學、大眾趣味之渲染；這十年來，城市文學的一個變化，就在於一些作家並不滿足於淺表層面的浮世繪，而是通過挖掘更深更細的資訊，不單引發集體的懷舊，也找尋家園的依據，保持城市化文脈的延續。香港的一街一墻、一磚一瓦藏有幾代人的記憶與認同。董啟章的《地圖集：一個想像的城市的考古學》，以反遺忘的敘事方式想像歷史，不過，小說並非停留在一般地再現社會風貌、世態炎涼和歷史事件，而是通過繁勝的考掘和閱讀地圖，去呈現歷史，去藝術地證實“維多利亞城是一個被虛構出來的城市”，“城市的地圖，亦必然是一部自我擴充、修改、掩飾、推翻的小說”，正是這種虛構性，釀成了香港這座城市的多元性和“香港故事”的多樣性。曾經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起居港十六年的“過客”施淑青，出境前最終完成的《香港三部曲》之第三部《寂寞雲園》（前兩部為《她名叫蝴蝶》、《遍山洋紫荊》），延續了一位廣東東莞女子淪落香港後的命運。主人公黃得雲，從倍受淩辱到飛黃騰達，小說借助大量文獻史料所作的殖民者和殖民地互動關係的書寫，折射了香港的百年滄桑，那也是從庶民、從女性的視角為人們留下這座城市的殖民記憶。值得注意的還有陶然，他在長篇新作《歲月如歌》（2001年）中展開的跨城市書寫。這部小說表面上是兩地男女的愛情故事，作者讓主人公陸宗聲在歷史與現實、香港與北京之間穿梭閃回，豈料“愛”在不合適的時空出現，“中年是下午茶”，只能留下對青春已逝、人生苦短的嘆息，無疑也是作者超越“城市”意識而對生命的敬畏和根性的徹悟。
人
香港從未因殖民統治而對中華文化有所“疏離”。香港也有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文學創造。這裡文學界引以自豪的是文翁、文公、文星多多。文化人往往稱八秩者為文公，逾九秩則謂之文翁。饒宗頤老先生年屆九十，被池田大作稱為“東方的達·芬奇”，是一位學藝雙攜的奇才。六歲時有文壇宿儒以豆制特產“姑蘇香腐”出謎，讓他猜唐詩一句，小小年紀不瑕思索地脫口而出“吳宮花草埋幽徑”，落得舉座皆驚。說到自己的名字，饒翁說：“我父親想叫我學習周敦頤，希望我做一個儒家人物。”他後來畫了很多荷花，是受周敦頤的名篇《愛蓮說》的浸淫。有“蓮花寶地”之稱的澳門，去年11月還專門舉辦了“普荷天地——饒宗頤九十華誕荷花特展”，展出了饒翁近四十年的書畫精品。自然，饒翁的主要成就還在文學與學術方面，詩書畫、文史經、儒道佛乃至敦煌學、甲骨學都有精研細論。除中文外，他通曉英、法、日、德、印度等多國語文，也是第一個提出“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的中國學者。饒翁從文執教七十年，現為香港大學終身教授，雖年事已高，但作息、飲食一切如常，仍癡迷于讀書和著述。還有兩位同庚九十的文翁，一乃曾敏之，二乃劉以鬯，也依然神采奕奕。曾翁早年以《大公報》記者身份寫的長篇獨家報道《周恩來訪問記》，以詩筆寫詩魂的《聞一多畫像》，堪稱名篇佳構飲譽文壇。晚年的他，在散文、隨筆、詩詞、遊記領域援筆馳行，同時致力於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的推動，去歲登黃山，今春看雲臺山，均有詩文留痕。劉翁畢生著文達二千多萬言，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的《酒徒》，開中國當代文學意識流書寫之先河。八十年代中期起主掌《香港文學》十五年，如今退而不休，時有文章面世，還提出各地區華文文學應環環相扣結成一條拆不開的“文學鏈”的高見。他和曾翁同時被推為不久前成立的香港·世界華文文學聯會雙會長，當屬眾望所歸。說到文公，自然不能不提八十有三的金庸。此公人稱新武俠小說大師，但他壯心不已，奔康橋，赴北大，讀了碩士復攻博，研文史，抱國學，實為他創作新篇和華山論劍繼續“充電”。可以想見，有這麼幾位文翁文公仍在領軍拼搏，董橋、海辛、蔡炎培、彥火、顏純鉤、陳娟、也斯、黃國彬、鐘曉陽、黃碧雲、李碧華、黃仲鳴、西西、周蜜蜜、劉紹銘、壁華、黃維梁、秦嶺雪、梅子、蔡益懷等等一撥又一撥的後來者，誰敢在筆耕上稍有懈怠？
事
曾幾何時，港英對香港的中文文學實行所謂的“三不政策”，即不提倡、不承認、不給任何資源，讓你自生自滅。“九七”以後，特區政府在支援繁榮中文文學方面加大了力度，廣大香港作家的文學精神也從未走失，因之，即便是受商業化、網路化的衝擊而處於邊緣，即便是歷經金融風暴、SARS苦痛而傷過元氣，但推進中文文學與學術的努力一直堅持了下來。尤其是近幾年來，以香港文學與華文文學的再生和自信為核心話題，在這裡有蓬蓬勃勃的文學與學術活動之開展。舉其要者，有“東亞文化與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嶺南大學），“數風流人物訪談錄”（香港電臺），“文學月會”（香港公共圖書館、香港作家協會），“香港國際文學節”，“香港城市文學節”（香港城市大學），“20世紀中國文學回顧與21世紀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藝術發展局），“歷史與記憶：中國現代文學國際研討會”（香港中文大學），等等。香港浸會大學還特別創設了一座“國際作家坊”，近三年來延攬了四十多位名家，既講學、創作，又輔導學生，使這座大學成為作家最密集的場所，也成為培養香港文學新人的搖籃。
香港本土文學原有的影響並不見大，遠不如武俠電影、流行歌曲早就打入國際市場。這十年來，由於“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平臺更為堅實，一方面，香港作家與內地的交流合作日趨頻繁；另一方面，香港本土的創作越來越受到國外的重視。以近期為例，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安妮·居裏安就選譯了一批香港當代小說，以《鐘與龍》為書名在巴黎伽俐瑪出版社出版，入選的有梁秉鈞、陶然、海辛、辛其民、林蔭、王璞、崐南、羅貴祥、董啟章、心猿、劉以鬯、西西的12篇小說。序言如此寫道：“在具體（鐘）和抽象（龍）之間搖擺不定時，難以分辨什麼屬於東方，又什麼屬於西方。”鐘與龍之綜合，象徵著混合複雜的性徵，這正是對香港本土文學的個性創造的認可。韓國釜山大學的漢學家金惠俊也緊追其後，以《尋人啟事》為書名，結集翻譯了黃靜、劉芷韻、雨希、何嘉慧等八位香港本土七十年代後出生的年輕女作家的短篇小說，這群有一定學養的女性寫手，以對社會問題和日常生活的情理獨思，以細密、靈動、感性的筆墨，發掘女性人生命運隧道中的些許光亮，呈示了“九七”以來香港文學的新進展。
對於香港文學，以往曾有“文化沙漠”之不屑，復有“粗疏庸俗”、“文理不通”之譏評，事實證明此類論斷未中肯綮。觀香港文學的獨特性，看來還需要從地方特色與語言習慣著眼。香港人的語言出於中古粵語，文化屬嶺南文化，作為國際性大都會，其文學能出奇處，正在於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書寫。胡適當年在《國語運動與文學》一文中認為，除國語文學外，尚有吳語和粵語兩種方言文學值得發展，“幾百年來，廣東的詩、曲、散文、戲劇等，有文學價值的很多，能夠去發展它，又可以表現西南一部分民族精神出來的”。文化載體有跨地域性，但願和而不同，大可不必以“中原”標準去強求一體。臺灣著名詩人兼編輯家痖弦自認香港文壇培養過他，最近訪港時動情地說：“香港這個地方很有意思，要她多洋就有多洋，要她多土就有多土！香港在與世界接軌的同時，沒有忘記中華傳統文化，頻頻回首，配合得非常成功，在民間保存了強韌的本土文化生命力。”可以相信，香港文壇窮達，仍有可發展的空間，總由浮世見精神，更珍惜創作自由，如同風裏旃檀，播揚香烈。如果說，十年前水闊山遙立盡斜陽沒有空識歸舟；那麼，十年來屢變星霜文期詩會浪裏更添新聲。 （本文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來源：中華讀書報 楊匡漢）
編輯：姍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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