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祖國整十年，政治、經濟、金融、貿易成為眾多媒體關注的焦點，這十年香港的教育卻少有人談及。事實上，教育在香港人生活中所發生的影響不亞於其他任何一個方面，教育是香港特區政府預算案中最大的一項經常性開支，每年都高達400多億港元。即使香港遭到金融風暴吹襲，經濟出現大幅度調整時，教育支出仍然增

保持原有教育基本制度

　　依據“一國兩制”的原則，香港實行高度自治，保持原有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公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受到《基本法》的保障，並以兩個國際人權公約在港適用條文為準則。特區保留了原有的教育、科學、文化、體育、宗教、勞工和社會服務制度，有權自行制定發展和改進這些政策，這也是香港特區政府發起教育改革的依據。其間雖有特區政府教育統籌會改為教育統籌局之變，就整體教育管理制度而言，主要還是保持了原有的教學、評價、管理體系；就管理而言，主要是保留原有的教學秩序、學校管理制度、教育行政管理制度；在教育理念上堅持學術自由，保留了政治不干預教育事務的傳統，因此，總體上看，香港基本維持並保留了原有的與內地有別的教育基本制度。

國民教育增進歸屬感

　　曾憲梓先生說：“香港回歸以來，最主要的是人心逐漸回到了祖國的懷抱，這是最重要的勝利。”但人心的回歸將要經歷一個長期的過程，港府在多方面做了許多有關國民教育的工作。

　　回歸之後，特區政府注重對香港青少年進行國民歸屬感教育，致力於加強國民教育和活動。1996年重新修訂《學校公民教育指引》，其宗旨中第一條就是要建立國民歸屬感，確定學校公民教育的宗旨是：使學生認識作為公民與家庭、鄰里社會、民族國家以至世界的關係，培養積極的態度和價值觀，從而對香港及中國產生歸屬感，併為改善社會、國家及世界做出貢獻。提出了“祖國”、“民族自豪感”、“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等課題，對港英政府《八五指引》的國民教育進行了本質改變。

　　同時，學校通過教學和各種活動培養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由於調查發現香港年輕人的愛國愛港程度與年紀較大的人相比普遍偏低，香港教統局便將國民教育深化到學校的10余種科目中。並通過到內地的旅遊、夏令營、文化交流等多種青少年樂於參加的活動增進了解，建立友誼。2004年，香港教統局開辦“赤子情、中國心”學習之旅，撥80萬元資助20所中、小學學生的內地考察計劃，以加強學生、教師和家長對於中國國情及中國文化的認識，培養國民身份認同。特區政府還及時將劉翔、姚明、楊利偉等明星請到香港，增進香港人對於祖國的自豪感。

　　在組織上，加強國民歸屬感的官方、民間機構先後成立。2004年公民教育委員會與青年事務委員會成立了“國民教育專責小組”，協助制訂切合香港社情民意的推廣國民教育策略和計劃。2006年1月又成立了國民教育中心，特首曾蔭權在開幕儀式上說：“國勢日強以及香港社會能夠意識到香港的發展跟國家的發展緊扣在一起，是國民教育最重要的基礎。自回歸以來，特區政府視國民教育為一項重點工作。政府的目標是提升香港市民的國民意識，對祖國的認同感。”

普通話教育由火熱趨理性

　　香港回歸前主要使用“兩文(中文、英文)兩語(粵語、英語)”，普通話很難推廣，即使有部分市民能講幾句簡單的普通話，也是發音不準，經常把“普通話”念成粵語的“煲冬瓜”。回歸後香港人颳起了一場學習普通話的風暴，學習普通話的要求日益強烈，持續火熱，電視、廣播、地鐵播音都新增了普通話。

　　在特區政府的推動下，各級學校開展了普通話教學。教育統籌局1997年將普通話列為中小學的必修科目，制定了教學大綱，並將普通話列為中學會考科目。香港公開大學等一些大學要求“全日制學生、兼讀制學生、畢業生及教職員皆需要獲得普通話水準認可”。2002年1月22日香港立法會通過在香港推廣普通話的動議，促請港府解決中小學普通話教師短缺問題，並要求政府多舉辦推廣普通話的活動。

　　同時，隨著普通話在公務活動、商務活動、對外交往和其他領域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不會說普通話已成為香港人與內地交流的最大障礙，香港各界為此自覺掀起了學習普通話的熱潮，遇到學習高峰期，學校的教師都不夠用。原有的一所普通話專科學校也一再擴大，發展到現在的8所分校。在政府、紀律部隊和公共服務機構如警務、入境、海關、旅遊、金融等也鼓勵所屬機構職員講普通話，香港警察協會與暨南大學華文學院簽署開辦普通話培訓班的協議，對在職警察進行培訓。不少公司專門聘請老師到府授課，民間也興起了普通話培訓。

　　香港特區政府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出資兩億港元培訓普通話師資，以促進香港普通話的教學，且每年都舉辦大型普通話推廣活動，利用舞臺劇、普通話活動日、普通話大賽等多種形式為學生在課堂之外提供多元化靈活的學習環境，讓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和應用普通話。此外，還通過各類社區活動在社會營造學習普通話的氛圍。

　　1996年，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普通話訓練測試中心就在香港推出普通話水準測試，迄今共有3萬多名考生參加了水準測試，僅去年參加測試的就有7000人，創下歷年最高紀錄。香港公開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獲教育統籌局委任，對香港普通話教師語文能力評核綱要進行研究和修訂，以便香港中小學教師的普通話能力評核。民間也有人認為母語教學的推行令學生英文水準下降，未來普通話的教學將逐漸趨於理性。

與內地的教育交往增加

　　回歸以後內地和香港間文化交流日漸頻繁深入，教育上的交流也與日俱增，交流合作的方式多種多樣。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與內地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合作交流增加。香港高等院校在深圳市及內地其他地方設立研發中心，僅在深圳就有10余家。中國科學院、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及其他高校不僅與香港多家大學有頻繁人員交流，其中一些還建立穩定聯繫，積極推動雙方科研力量的合作、聯合組建研究所。

　　二是雙向相互招生。內地招香港的學生，香港也可以招內地學生。20世紀80年代香港高校開始在內地招收研究生，1998年開始招本科生，但只是作為實驗教學，每年選取30人作為獎勵金計劃的資助者，主要通過清華、北大交換學生入學。到2002年香港大學首先向中央成功申請到自主招生和招收自費生。2005和2006年，內地考生在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戰鬥中，優秀生源看好香港高校國際化教學、良好的教學設施和豐厚的獎學金，其中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尤受青睞。目前香港在內地自主招生的省市已經擴至25個，內地大學也加快了吸納香港尖子生的步伐。招收非本地生源發揮了促進內地與香港高校共同提高的效應。

教育改革引發爭議

　　自1997年後，特區政府大力推行教育改革，行政長官董建華在3份施政報告中，多次強調要推動教育改革，建立起一套能夠培育大批適應新世紀以知識為本的經濟體系需要人才的教育制度。具體改革措施有：

　　設立優質教育基金，為鼓勵學校進行教育改革，政府特別撥款50億港元成立優質教育基金，使學校能夠透過基金的撥款而改善學校的基礎建設，從而使改革順利推行。

　　推行母語教學，1997年以前大多數的中學以英語教學，部分學校以中英混合教學；1998年開始推行“母語教學”，試圖將全港所有中學的授課語言變成中文（粵語），由於部分社會人士和部分英文中學的反對，最終有114家學校可以保留以英語授課的傳統。改為推行校本語文政策，容許學校因應本身學生的特質而選擇合適的語文教學環境及措施。

　　設置一條龍學校，讓相關的小學及中學“結龍”，一方面為學校的招生人數做出保證，二來透過結龍學校之間的協作，從而使所收學生的質素得到保證。2000年9月教統會發表《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提出容許教學理念相近的小學與中學結盟，使小學畢業生直接升上結盟的中學稱為“一條龍”辦學模式並獲政府接納。

　　進行“三三四”學制改革，把原有的兩年高中、兩年預科及三年制大學改成三年高中連預科及四年制的大學課程，以便與國際教育接軌。2006-2007年度新學年的中一新生起，教育制度改為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及四年大學。

　　設立法團校董會，使學校校董會變成學校的不同持分者所掌管。一方面避免學校行政被少數人操控，減少利益輸送的機會；另外亦有助提高學校行政的透明度。

　　關於改革的理念，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進行多次大規模諮詢，在廣泛聽取意見的基礎上，分別於1999年和2006年教統會公佈《香港教育改革建議》，包括綱領、改革原則、改革建議、改革議程等4部分。中心思想為現時教育品質不符公眾期望，社會正朝知識型經濟轉變，必須全面改革教育制度，廢除填鴨教育，提倡終身持續教育，小學升初中逐步發展為不用公開考試的一條“大直路”。改革首先達到的目標是培養學生“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教統會在設計改革的方向和建議時遵照學生為本、永不放棄、講求素質、全方位學習、全社會動員的原則。

　　《香港教育改革建議》一經公佈即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反響。有人認為“教育改革曙光已升起”，一些媒體就此發表社評“教育大直路大有可為”。然而，改革觸動既得利益和固有行事方式，教改過程遇上經濟不景氣與財政赤字龐大，教師語文基準測試、大學削資、小學殺校，產生殘酷的淘汰過程，因而受到教育界強大的工會組織等力量的阻止。教改本身也存在使教師行政文書工作和開會時間激增，擠佔了教學及接觸學生時間等問題。香港教改爭議更為深刻的原因在於其基本假定為教育市場化理論，試圖在教育管理中引進了市場競爭機制，同時運用的是行政推動手段，缺乏教師支援，有違教育內在的特性和規律。

　　（來源：中華讀書報　儲朝暉）

編輯：姍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