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南方週末》以很大的篇幅登載了一篇題目驚悚的報道：《80後子女形容50後父母“父母皆禍害”？》，報道緣起于豆瓣的一個名為“父母皆禍害”的小組。
小組成員的父母多為小學老師，在子女眼中，是一群“僵化的國家教育機器的最末端執行者”，他們“逃得掉沉悶無趣的小學，卻永遠也別想從父母那兒畢業”。 這篇報道引起了社會廣泛的討論，有人認為將父母形容為“禍害”實在是不可思議。其實，這樣的年輕人多數並非忤逆不孝的冷血動物，而是用這種聳人聽聞的話語表達自己對陳舊的教育制度、壓抑的家庭環境和思想保守的父母一種反抗而已。比起90餘年前的“新文化運動”時期的一些人，這些人對父母的“反叛”根本算不了什麼。
以“五四”運動爆發為標誌的新文化運動，張揚的是“反封建”、“民主、科學”的大旗。而“反封建”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反抗封建家庭制度以及這一制度的核心：父權。“審父”成為那一時期許多新文學作品一種重要的主題。巴金的《家》不知引起了多少年輕人的共鳴。而巴金在成都讀書的老師吳虞，更是反抗“父權”家庭制度的急先鋒，他批判儒學中以孝為中心的封建專制和家族制度，認為封建家族制度是專制制度的源頭、禍根，必須徹底給打倒、推翻。胡適稱他為“中國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他和其父的關係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在日記裏稱其父親，一口一個“老魔”，其父死後，他寫信給住宿學校的兩個女兒，“告以老魔徑赴陰司告狀去矣！”那可比“父母皆禍害”過份多了。
可這樣一個“反封建”的老英雄，不免於“多年的媳婦熬成婆”的傳統路徑。他總想控制自己女兒的生活，包括婚姻，和女兒的矛盾，就像當年他跟父親的矛盾一樣不可調和。他在日記中說自己的女兒：“不甚解事，字尤惡劣，以此程度來京留學，將來未知何如，恐徒累老人耳。”他對骨肉親情的認知是：“當自覺悟，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不僅曹孟德為然，恐世上骨肉亦多不免。”
世上做子女的，心路歷程不同程度上和吳虞相似，只是沒有吳虞與父親、女兒的衝突那樣劇烈。青春期的兒女，多半是不滿父母的保守、陳舊，可自己為人父母后，又會讓子女覺得自己不開明甚至討厭。《南方週末》報道中一位“父母皆禍害”的骨幹成員方馨，在女兒出生後，將大部分精力投在女兒身上，她那位曾讓她討厭管得太多的母親說她，“還不是和他們一樣，將自己期待的模樣，早早就強行施加到了她可憐的外孫女頭上。”可見太陽底下無新事，吳虞的故事總在一代代重演。
為什麼中國的父母，不能像英、美、加等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給子女充分的自由，讓他們天性得到釋放，快快樂樂地成長呢？難道中國的父母天生就是“虐待狂”？
深究其原因，除了要看到中國人口多，競爭激烈這一客觀因素外，還要看到中國從滿清皇帝遜位至今快100年了，但一種公平競爭、法制健全、私權利得到充分保護、公權力受到有效制約的社會制度並沒有建立起來，而教育制度是整個社會制度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宏觀制度最為精確的體現。父母往往為了兒女的未來，不得不讓子女削足適履式地去適應社會種種並不公平和人道的明規則和潛規則，這就容易違背兒女的天性，由愛帶來恨。
“父母皆禍害”小組成員的父母最具代表性。小學老師、中學老師、醫院的大夫、小公務員、國有企業的基層管理者……這些人既不能像那些大富大貴的有權者和有錢者那樣，掌握著充分的資源，可以讓子女超越現行體制的種種限制，甚至一步到位把他們送出國；又不像那些可憐的農民和下崗工人那樣，心有餘而力不足，不能給子女成長提供必要的物質條件和人脈關係。而這些處在中間層的父母看到了社會競爭的殘酷，也熟悉種種潛規則。他們不可能讓自己子女做撲火的飛蛾那樣去反抗種種欠公平的制度，只能讓子女去適應。比如他們知道所謂的“素質教育”當不得真，子女稍稍鬆懈就會在升學考試中殘酷地被淘汰；他們知道讓子女大學時入黨，會對畢業時找工作大有用處；他們知道使桀驁不馴的子女變得性格溫順乖巧，去職場後會更受領導的欣賞……在這一切沒有根本改變之前，哪個父母敢讓兒女“萬類霜天競自由”？那位因女兒出生和母親矛盾化解的方馨，就是最好的例子。她為什麼要托同學從香港快遞奶粉？因為她不願意自己女兒受到三聚氰胺奶粉的傷害；為什麼她想買套學區房，盡力讓女兒從小學到大學，都能上北京最好的學校？因為她深深體會到中國教育的不均衡，同一城市甚至同一城區的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彼此教學品質可能有天壤之別。
人常說，不養子女不知父母苦。也可以說，不養子女不能理解父母的無奈。看上去是“禍害”的父母，讓子女去穿一雙雙強勢者製作的、極不舒服的“鞋子”，那是不得已。
“父母皆禍害”，其“禍害”形成的源頭是什麼？這才值得那些已經長大成人、曾怨恨過父母的子女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