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發生在陜西省橫山縣，同樣是一起關於礦權糾紛的案件，同樣是因為法院的判決引起了一方的異議，而異議方的身份，同樣是陜西省一級的行政機關—陜西省地質礦產勘查開發局西安地質礦產勘查開發院與榆林市凱奇萊能源投資公司探礦權糾紛一案，與此前經媒體報道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樊佔飛與陜西省國土資源廳之間的糾紛頗為相似，差別或許只在於前者是一起民事案件，而後者則是一場“民告官”的行政官司。
這種形式上的差別，並不能掩蓋本質上行政權力在這兩起案件的審理及執行過程中，對司法審判的不當干預。無論是通過召開“協調會”“援引”權威人士的“解讀”變相不執行法院的生效判決，還是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向審理該案的人民法院寄送的函件，其目的都是相關行政機關希望借用手中的行政權力，使司法權行使的最終結果能符合他們的意願。因此，不管名稱上使用的是“協調會”還是“幾點意見和請求”，具體的措辭是“權威人士的認定具有權威性”、“情況非常複雜，一兩句話說不清楚”，還是“省高院一審判決對引用文件依據的理解不正確”，“執行一審判決將造成國有資產嚴重流失”，甚至“如果維持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判決，將會產生一系列嚴重後果”、“對陜西的穩定和發展大局帶來較大的消極影響”，都是在勸說人民法院要作出有利於其（或其指定一方）的裁判。而一旦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不能如其所願，那麼，就只好在司法程式外再想辦法，例如通過“協調會”的方式，讓不利於己方的生效判決實際“失效”。
據了解，針對發往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函，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侯欣一教授等數位國內法學專家曾于去年2月聯名向最高法發送了一封《關於呼籲最高人民法院抵制非法函件干預司法的建議書》。《建議書》指出，“密函拋棄了政府在市場競爭中應有的公正與中立地位，存有利用國家公器為私人利益服務的嫌疑”，“將普通民事案件政治化，將經濟案件上升為政治事件，並借‘影響陜西省的社會穩定’的帽子向最高人民法院施加巨大的政治壓力，挑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權威”。
由於目前案件已由最高人民法院發回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重審，因此，公眾尚無法作出公函是否影響到了最終的司法裁判結果的判斷。但公函的存在（無論其措辭多麼委婉），卻著實說明瞭存在案外的力量試圖干預審判機關對司法權的正常行使。
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是國家的審判機關”，“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也將“依法審判案件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列為法官的權利。但在實踐中，人民法院和法官受到當事各方甚至案外方干預的情況卻屢見不鮮，《法官法》和《法官職業道德基本準則》的規定雖然可以督促法官的自律，但卻無法抵禦某些案外方，尤其是掌握強大公權力的某些行政機關的不自覺。而人民法院之外的“權威人士”作出的與生效裁判不一致的認定，公函中“產生一系列嚴重後果”、“影響社會穩定與發展”等用語對司法裁判的異議，都是對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公然挑戰。
儘管存在一些法官因不自律而導致枉法裁判的現象，但當自律的法官遭遇公權力對司法權行使的不自覺干預時，人民法院和法官反而成為了弱者。
當法官也成了弱者的時候，我們不僅需要法官的自律，更需要公權力的自覺。（蕊睞 原題：需要法官的自律，更需要公權力的自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