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招徠生意，湖北一家民營醫院打著“免費體檢”的幌子，欺騙數百名婦女做了婦科手術；為追求“破案率”，河南商丘柘城一名警察故意隱匿證據，致使五位無辜公民被關三年零四個月。
案例有些特殊,邏輯卻並不陌生：“只要對我有好處就是真理”、“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近年來，從山西“黑磚窯”，到陜西“華南虎”，再到雲南“躲貓貓”乃至湖北“牽屍要價”，背後若隱若現的都是這種“實用主義”,至於正義和良知，則被作為“交易成本”拋卻了。
有時這種“拋卻”可能並不那麼刺眼，甚至還因塗抹了“正義”色彩而顯得理直氣壯，搭上了文化班車而看上去“人性十足”。個別地方掃黃打非，賣淫女被遊街示眾、裸照被媒體公佈；地方名人爭奪戰中，西門慶也成了金字招牌，山東陽谷竟要復原西門慶和潘金蓮的幽會地點。這或許是對當下“實用主義”異化的一個隱喻。
“異化”往往是在潛移默化中漸進完成的。比如，那些開著寶馬領低保的人，從面帶羞慚“紅著臉”、到佯裝鎮定“繃起臉”、再到無所顧忌“笑著臉”的轉變；那些先是不給紅包不認真做手術，後來給了紅包也不認真做手術的醫生，無不是在現實利益的誘惑下，在“實用主義”的自我辯護中，一步步遠離良心的責任，一次次放膽穿越著道德的欄杆。
“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應該承認，從高蹈的禁欲主義，到對利益的肯定承認，不僅是務實選擇，也是一個進步。然而，正如水的底線是零度，如果低於零度就不成其為水；象棋棋子情勢再危急也不能越出棋盤底線，否則遊戲無法繼續。“實用主義”也應有其文明底線。實用主義大師杜威強調“道德是最終和最高目的”，而功利主義鼻祖邊沁追求的也是最大多數人的善。看過電影《泰坦尼克號》的人都知道，在輪船即將沉沒之際，從船長到乘客都不約而同做出了的選擇：婦孺優先，這一幕在“9·11”事件中再次重演。即便在生死考驗面前，文明的底線依然被勇敢守衛。
一個社會肌體的健康，離不開這種守衛。很難想像，如果人人都去信奉“有用即真理”、“有奶便是娘”而不擇手段、不顧他人，我們的社會生活會是一種怎樣的情景。當醫生不再信奉救死扶傷的人道精神，而死死盯住病人的錢包時；當商人不講誠信，而唯利是圖、坑蒙拐騙，大賺昧心錢時；當政府公職人員不去恪盡職守，而尋覓各種商機、把做官當作生意來做時……社會良知和社會秩序將不復存在。
從不題字的朱鎔基，卻破例給國家會計學院題詞“不做假賬”，這就是對底線的重申。這種底線，就是一個人基本的道德法律義務，就是讓人之為人、社會正常運轉的基本常識。你生產奶粉賺錢，但不能含有三聚氰胺；你給別人做手術，但不能把紗布留在別人身體裏；你伸張社會正義，也不得進行刑訊逼供；你打擊非法黑車，也不能搞“釣魚執法”；為了公共利益拆遷，也要維護別人的生存權。
經濟的高速發展固然可喜，但如果文明的底線模糊不清、得不到敬畏堅守，那麼這樣的繁榮就會十分脆弱。正如文藝復興揭開了歐洲近代歷史的序幕，中華民族走向復興，不僅要有物質基礎，更要有精神準備，首要的一點，就是在滾滾的物質紅塵中捍衛文明的底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