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麼說，沉冤昭雪總算是件好事。
隨著真兇現身， 在被關押3年零4個月後，河南商丘村民張振風終於重獲自由。此前，他被指證入室搶劫、強姦，並供出了幾名“同案犯”；而辦案警察為了“破案”，竟然有意藏匿主要證據:受害人體內精液與張振風等5人的DNA鑒定結果。
張振風“遭遇”了不幸中的萬幸。而這起同樣發生在趙作海家鄉的冤案，再次暴露了某些人對病態“破案率”的追求。它的惡劣之處還在於，與趙作海冤案製造者的“無知”不同，本案在DNA鑒定已經證明被告人是無辜的情況下，為了追求所謂的“破案率”，辦案警察不惜隱瞞DNA鑒定報告、不惜犧牲無辜公民的自由，真可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更是在拿別人性命染紅自己的頂子。
短短幾個月，一個地方兩起冤案曝光，說明瞭什麼？說這個地方冤案多，我們不想看到，當地估計也不願意承認。而從媒體報道來看，令當地欣慰的，應該還是冤案凸顯的“糾錯機制”。比如，冤案剛剛曝光，商丘公安局就向媒體發佈了題為《知錯即改有錯必糾 商丘政法機關主動查究一起錯案》的新聞，而相關領導“這是公安系統內部糾錯機制的成績”的真情告白，怕是讓不明真相的群眾不寒而慄：按照這個邏輯，那麼冤案越多，可能成績越大？
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糾錯並非傳說中的那麼“完美”。一是跟以往類似，冤案昭雪不是發生在辦案、審案環節，而是真兇現身的偶然因素幫了忙；二是從冤案的善後來看，當地與張振風等人約法三章———不許陳情，不許接受媒體採訪，不許提出國家賠償，更是讓當地糾錯的誠意大打折扣。任何冤案的發生都不僅僅是某一個機關、或者某一個人可以獨立完成的，對其中每一個環節的錯誤還原和責任追究，是司法機關自我糾錯決心的重要體現；從杜培武、趙作海、張振風等一系列案件來看，似乎都有類似的發生機制，如果不敢正視機制上的問題，類似的冤案可能還會被製造；而從司法公開的角度來講，能否坦然公佈冤案的真相查獲，賠償金的支付項目等等，也直接反映出司法機關是否尊重公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
不可否認，在任何一個社會，錯誤失誤都在所難免；也必須承認，有錯必糾的態度無論如何都值得歡迎。然而，更重要的是，面對冤案的發生，我們是否不僅應該頭痛醫頭，而能夠痛定思痛，建立一種持續運作、有效發現和避免冤案的機制，這恐怕才是最重要的，也才是最需要勇氣的。
